学术研究不能反学理——对黄浩教授“经论”和“后论”的学术批评

由于黄浩教授对以往和当下的文学生活的分析与概括都极其片面,所以其以此为基础的"以往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看法和文学史观正在失去意义"的说法是偏颇的。如果为了"培植"自己所谓的"新理论",就对既存的理论横加指摘甚或把它们说得一钱不值,那绝对不是应有的学术态度——尤其在新理论"怀胎还只有一两个月的时候",更是如此。还须特别指出的是,黄浩教授在"经论"和"后论"中常表现出"彻底消解"的"理论勇气",但有时候,他彻底到连自己说出的话也给"消解掉"了。     

消费时代的“80后”文学

社会消费的规律以及消费群体的变化,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传播有很重要的影响。随着媒介多样化和传播形式多样化,文学作品的发行、图书市场的导向、读者的消费倾向都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80后"文学现象,具有消费时代文学的各种表征,充斥着奇幻、时尚、疯狂、暴力、抗争、忧愁等描写。面对中国经济社会特殊语境中的新文学现象,文学批评界应了解它的出现和存在,发现它的内在运动规律,而不应该用旧的文学功能、文学本质、文学活动的观念看新的文学现象。"80后"文学凸现了消费时代所特有的生活特色和文化特色,是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     

"颂述功德":汉代博士文人诗心蕴藉的时代歌唱

在努力寻找儒学与现实政治相生相容的历史进程中,深为朝气蓬勃的汉家气象所吸引的汉代博士文人在发扬儒家的思想文化优势的同时,积极地融入到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担负起一个时代的历史责任,讴歌汉代君主所取得的非常之功.即便是帝王的游幸、放猎,也成为博士文人讴歌赞美的主题,而古诗之义的讽已经淹没,我们看到的只是颂美褒德.汉廷之中,洋洋乎不绝于耳的颂声,彰显了博士文人的诗心与文心,汉代文学正是在主体人文精神的时代讴歌中完成了自身的文学定位.     

我们需要文学吗?

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不需要文学了。文学的许多功能被其他东西取代了。精英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人们不再相信文学,文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对心灵的净化,没有人再相信。文学批评家、文学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的大有人在,他们的所谓研究是在网上搜集他人的成果,改头换面。文学研究对     

也谈“文学的终结”——兼与不同论者商榷

文学独领风骚时代确已成为历史,以图音为载体的“影像艺术”正在逐渐称霸,但文学永远不会终结。从长远来看,高科技所引发的媒介革命一定并只能使文学不断生发出各种崭新的形态,文学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延伸;同时即便是依托于纸质媒介的传统文学形态也会依然存在,并由于它本身独有的优势,难以想象它能够被新的文学形态完全取代。“文学将要终结”这一论断的原初以及它的不断演绎当有它特定的语境,并表达着论断者取自于独特视角的阐释和判断。如果离开具体的语境,一味的争论所谓“文学会不会终结”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史化”文学与文学“自觉”——论先秦两汉文学的特点

中国社会形态早熟,神话大量亡佚,部分得到历史化改造,促成史学高度发达,先秦文学深受其影响,具有"史化"的特点。汉代文学不仅符合所谓"文学自觉"的三个标志,而且还有多方面的创新,如具备了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意识及技巧,形成了文学创作的文人队伍,确立了文学的基本体裁等等,开创了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     

清代“新”边塞词及其文化内涵摭论

清代边塞词的兴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清代边塞词中有很多与传统的边塞文学迥然不同的"新"作品,尤其是女性边塞词、流人边塞词和遗民边塞词这三种"新"边塞词格外值得关注,所谓的"新"边塞词说到底就是清代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的新的边塞词,反过来它们又生动地描绘了那个历史时代。这些"新"边塞词为历史悠久的古代边塞文学注入了一股新意,且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清代边塞词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消解与构建--论新历史小说的话语意义

历史题材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领域.作为一种以历史为叙述对象的话语样式,新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文学的传统话语,尤其不同于建国后17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它消解了过去那种定了型的历史小说模式,将另一种为人们所不熟悉却鲜活的历史文本展现出来.为文学在世纪转折的过渡时代铸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品格.     

"后文学时代"的文学性问题

"后文学时代"的提出有其值得重视的时代特征和精神特征,但是,这一时代中应有的文学性问题同样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它关乎到对"经典文学时代"的总结和"后文学时代"的文学创造,更关乎到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和创造性.     

论20世纪50年代的爱情观——以"百花文学"的爱情叙事为中心

对"百花文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文本解读,要回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探寻"百花文学"爱情叙事中存在的矛盾与尴尬."百花文学"表现的爱情观是50年代新中国爱情观念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50年代的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爱情观念,"百花文学"对社会主义爱情欲拒还迎的态度,注定了它尴尬的历史命运.在当今建构和谐文化的共识下,需要对历史进行必要的反思,进入作品和时代内部清理它们的复杂关系,拨开重重迷雾,廓清50年代的政治化的爱情观,重新认识"百花时代"的文学,也能对当今文坛提供一定的警示.     

崔颢《黄鹤楼》诗解要诠

崔颢写《黄鹤楼》诗是根据不精确的传闻，而非故意用典，今人引经据典指实“昔人已乘黄鹤去”故事，似无必要。崔诗所谓的“昔人”，应该指与黄鹤山有关的“列仙人”，也可以将“昔人”理解为单数，即仙人子安。《黄鹤楼》首旬用“黄鹤”较之用“白云”，应更符合原貌，“唐人选唐诗”作“昔人已乘白云去”的原因可以推测。崔颢《黄鹤楼》一诗有风骨、有兴象、有情思，并非纯粹的七律，而是歌行与七律相结合的佳作。从诗体结构分析，李白《鹦鹉洲》与《凤凰台》仿效崔颢《黄鹤楼》，并未得其神髓。     

后文学时代的“经典焦虑症”

伴随着经典文学时代的终结与后文学时代的来临,"经典焦虑症"在文学研究中普遍蔓延开来。这是由经典性期待而生成的一种恐惧的、焦虑性的"情感综合症"。它既是对当代文学的经典缺失的焦虑,也是对当代文学危机的忧虑与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经典文学时代走向后文学时代的时代症候,出入于各种经典话语场。正是文学经典主义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文学经典主义的坚持,导致了"经典焦虑症"的产生。只有顺应文学生活的转变,才能正确地认识当前随着各种新媒介崛起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而形成的,有别于经典文学时代的各种"后文学"现象。     

“秦七黄九”补说

宋代陈师道提出"秦七黄九"的说法后,直至清代才有明确的质疑之声。"秦七黄九"之说诞生的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究竟如何?本文在邓子勉先生《解读"秦七黄九"》一文的基础上,通过对既有材料的深入理解,试做补说:于作词并称"秦七黄九",盖陈师道一家之言,在视词为小道末技的宋人眼中并无争论之必要,故得流于后世;《后山诗话》所述,乃针对秦、黄词作皆"合乐可歌"而言,并非总论二人词作成就。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一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时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李贽与云南"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章是对"‘李贽与云南’全国学术研讨会"的综述;李贽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云南是其思想转机的重要之地,对研究李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张建业、章培恒、黄霖、高桥稔、左藤链太郎、张文勋等著名学者在研讨会上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人性”研究二题论析——兼向王海明先生请教

所谓"人性",一般指有别于动物的人的基本特性。它是研究人学问题和人文现象的理论起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是他处在一定的现实关系中,经由社会、文化的造就才使人成为人的,为此确立了一种科学的人性观。因而"人性"不是人的自然本性(生物属性),更不是"一切人与生俱来、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此外,在探讨何谓"人性"问题上,要避免将"人性观"与"伦理观"混为一谈。这是因为"人性观"根本上是要说明一个"是"(人是什么)的问题,故而对其的评价应采取事实的、科学的态度;而"伦理观"根本上是要说明"应当"(人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故而对其的评价应持守理想的、价值的尺度。     

“国家哲社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焉可错谬百出——对黄浩教授《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的学术批评

所谓"出生"和"长大"都不曾离开过"神水"的"文学信仰时代",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今天"人们对文学失去了信仰"的这一结论也不能成立。《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一文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不但其主要观点是极端片面化的,而且在论证的过程中也错谬百出。尤为严重的是,该文充斥着煽情性的宣称、臆想性的断言、绝对化的措辞和非逻辑的表述。该文是一篇冠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论文,是一篇代表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文章。而这,就不免让人感到吃惊,也让人深感忧虑。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方祖猷章学诚在其《原道》篇里继承了黄宗羲唯物主义道器论的观点,进而从道和器的质的规定性、道因器而显及六经皆器等三方面予以发展,章氏又继承了黄宗羲和万斯同史学经世的现点,并从通器论、经的本义和经世必须联系当代三点,对史学经世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在史德上,章氏从万斯同史家必须“平心”的思想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史德”的概念,并从治史的原则、治史的困难和治史的主现要求三方面对史德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由此可知,章学诚是清初浙东史学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不过,由于世迁时移,他的史学思想与其前辈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