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刑法中职业禁止的法律性质

《刑法修正案(九)》第1条新增"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相关规定,其法律性质不同于非刑罚措施,也不宜认定为刑罚的辅助性或者附带性措施,更不是新的刑罚种类,而应当将其视为保安处分措施.同时,介于保安处分措施的二元主义立场以及该措施的四大基本分类,应进一步将职业禁止的法律性质认定为狭义的保安处分措施最为适宜.     

从立法的角度论中国保安处分制度的建构

通过对各国保安立法的比较研究和保安处分制度的中国化的哲学及实践分析,在保安立法方面提出以下观点:采取二元立法,在区分保安处分与刑罚的前提下,将具有刑事意义的保安处分措施规定在刑法典中,不具有刑事意义的保安处分则应由行政立法加以规定;在单纯宣告保安处分的裁决机构应根据保安处分的性质和不同种类而定,刑事意义上保安处分即规定在刑法典中的保安处分应由人民法院或少年法院裁决;对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直呼"保安处分"并以法定、经济、适当、不定期并注重教育改善为原则,在执行上以必要原则为指导兼采代替主义。     

试论中国的非刑罚化改革

非刑罚化与非犯罪化是世界刑法改革的两大主题。我国刑法固有的结构缺陷导致其无法完全发挥作用,对其改革确有必要。非刑罚化改革作为我国刑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完善我国的保安处分措施,提倡运用刑罚替代措施,集中有限的刑罚资源打击严重犯罪,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     

无罪责能力人保安处分的立法刍议

保安处分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尤其在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后,学者们又将后劳教时代的保安处分之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大多数在刑法中设立保安处分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二元主义的保安处分,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将保安处分作为除刑罚以外的另一种刑事法律后果与刑罚双轨运行.劳教制度刚废止不久,基于人权保障之故,并不赞同二元主义的保安处分,认为应仅就欠缺刑事责任能力和刑事责任年龄的"准犯罪"行为刑事立法化,以祛除其人身危险性为主要目的,以强制医疗和强制教育为主要手段,构建我国剥夺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且将这种制度性质确定为"准刑罚",作为我国非刑罚法律后果之一.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措施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罚体系,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后与成年犯罪人基本适用相同的处罚方法,不能体现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政策。如何构建我国科学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罚体系,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讨论的问题。笔者在分析我国现行的刑罚和非刑罚方法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设计了一套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罚体系。     

论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构建

保安处分制度是近代刑法改革的产物,是对传统刑罚制度的一大革新.作为刑罚制度的一个补充,保安处分与刑罚制度密切配合,为预防犯罪、保卫社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规定了保安处分制度.我国法律对此含混不清,很有必要构建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     

非监禁刑改革的困境与进路

非监禁刑是在监狱等监管场所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是对犯罪人不剥夺自由的刑罚.伴随着社会发展、观念更新,作为与犯罪对应存在的、惩罚犯罪手段的刑罚,应该也必须发生变化.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过程中,犯罪的形式、手段发生了较大变化,刑罚的理念和种类就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确立轻缓、宽和、非监禁的刑罚理念,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完善现有的非监禁刑制度,把能否对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作为必经程序纳入法庭审理阶段,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的范围.     

刑罚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与非监禁刑在我国的前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控制和减少监禁刑的适用,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换。由于传统重刑主义的影响、"严打"的刑事政策导向、行刑体制的桎梏以及立法技术的粗疏,我国的刑罚体系仍以监禁刑为主,非监禁刑的适用步履维艰。尽管如此,非监禁刑在我国仍有广阔的前景:社会结构的转型、犯罪人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努力为非监禁刑的大量适用提供了现实条件。     

我国环境刑罚轻缓化探析

毋庸置疑,在整个国际社会对环境犯罪处以轻缓刑罚的背景下,我国亦应该对环境刑罚采用轻缓化的原则。诚然,我国的环境刑罚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环境刑罚制度。在环境刑罚中要突出自由刑的适用,扩大并完善财产刑的适用,明确财产刑中过于模糊的规定,逐步改善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过于单一的缺点和功能上的不足,同时提高对辅助刑罚措施的关注。在环境犯罪方面,在适用传统刑罚措施惩治的基础上配合适用辅助刑罚措施,使我国环境刑罚轻缓化实践不至于成为一纸空谈。     

论我国刑罚适用模式的转变

转变我国刑罚适用模式,应正确处理刑罚与严打的关系,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非监禁刑机构。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的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无论从指导思想还是在实践操作中都有着明显区别。对未成年人的处罚适当与否，不仅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前途，而且还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试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入手，探讨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缓刑的适用。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青少年犯罪预防对策再探讨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 ,必须加强法律素质教育 ,提高青少年整体和个体的法律素质 ;杜绝犯罪心理的产生 ,预防青少年犯罪 ;建立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预防模式 ,抓住教育和管理两个环节不放松     

未成年犯罪刑罚适用之探讨

犯罪低龄化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如何治理未成年犯罪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结合我国刑典的有关规定,对争议颇大的从宽处罚、缓刑、累犯、附加刑、非刑罚处理等问题,进行严肃而又积极的探讨,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未成年刑罚制度。     

对未成年犯罪人能否判处无期徒刑

在现有刑法体系下，根据有关规定可以推导出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处无期徒刑是完全可行的，也是逻辑上的合理结果。从而，无期徒刑在事实上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刑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死刑本身就是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精神的体现，与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立法精神并不矛盾。如果在适用第四十九条的基础上再根据第十七条第三款来处罚，就会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现行刑法第四十九条和第十七条第三款相互限制、联系、区别，从最终结果看，二者中只会有一条被适用，不会也不应出现同时被适用的情形。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还没有未成年人特别刑事诉讼程序法。因此,为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必须对未成年人在审前羁押期间提供教育、心理咨询、心理矫正服务;法定指定辩护人的阶段应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的方式要更具有民主性和人道主义;简易程序不符合寓教于审的价值要求;刑罚执行完毕后应注重自然矫正。     

刑法最后手段性的根基及实现

在抗制犯罪这种反社会的行为时，刑法的机能决不是无限的。刑事处罚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处理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即不得已的范围内适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体现了一种“慎刑”思想，已成为近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其确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根基。在我国，树立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观念，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广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实践的调查报告

近几年,广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青少年违法犯罪得到有效遏制。广西共青团组织和司法部门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不断探索,不断实践,致力于寻求更多、更有效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方法和措施。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软硬环境建设,青少年个体心智教育、道德感化、法制教育,重点青少年的分级帮扶到青少年罪犯回归社会的支持系统再造,许多方面,工作都卓有成效。     

论酷刑

酷刑与人性有密切联系,是对人道的背弃。酷刑涉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层面,涵盖了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两个领域。酷刑是对刑的道德或法律评价。中国的酷刑,历史久远,种类繁多,形成原因复杂。对酷刑的审视,有益于刑的人道化、轻缓化。     

对《刑法修正案（八）》累犯规定的解析与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累犯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主要包括一般累犯主体条件的修改和特别累犯范围上的扩大。为消除理解上的歧义,本文主张一般累犯排除的未成年人只要求其为前罪时是未成年人,而为后罪时是否成年在所不问;特殊累犯的适用不应排除未成年人。基于对《修正案》若干不足的思考,本文建议特别累犯的前罪与后罪应限定为相同种类的犯罪;累犯应排除老年人,应取消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累犯的减刑限制;应将毒品再犯纳入特别累犯的范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