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嵌入、企业声誉与海外投资经济风险治理——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

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企对非投资 劳动法律风险及应对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非洲成为中国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合作区。中非在产业对接中,中企面临的劳动法律风险日渐突显,主要表现在劳动用工、工资支付与加班、反就业歧视、强势工会以及非法解雇等方面。这些劳动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企不了解与未严格遵守当地劳动法律造成的。防控劳动法律风险,可从企业层面与政府层面切入。企业层面,应严格遵守投资地的劳动法律,建立起完备的用工体系,扛起应担的社会责任;政府层面,应将劳工问题纳入中非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中,增强中非劳动法律“软联通”,在制度上给予强有力保障。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劳工保护责任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广阔前景。同时,也给中国企业在劳工保护为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东道国劳工政策法规的了解,忽视对劳工保护责任的重视,造成在社会责任相关问题的负面评价,甚至引发当地劳工冲突,使得劳工问题成为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文章通过对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投资过程中出现的典型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对中国政府和企业自身在海外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监管机制提出相关建议,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社会责任承担提供借鉴。     

新南非劳动权制度的嬗变及中资企业的应对

新南非的劳动权制度萌芽于旧南非,完善于新南非成立初期,在保护南非劳工的合法权益和促进劳动人权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自由劳动权的条件过于宽松,极易诱发劳工滥用而妨碍劳资关系的稳定;二是实施社会劳动权的成本过高,推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而影响经济效率。为有效克服新南非劳动权制度给中资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中资企业应及早建立和完善劳资风险防控体系。     

中资企业莫桑比克电力投资风险分析

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对外能源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但受到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投资风险也较为突出。以中国企业对莫桑比克的电力行业投资为例,莫桑比克电力行业仍有巨大市场空间,但其拥有特殊的行业准入和监管政策。中资企业在莫桑比克面临的风险较多,主要表现为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征地和环评风险等。因此,中资公司可通过构建全面的投资保险体系、寻求政府支持、加强风险预测分析等措施来分散和化解投资风险。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关系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推动国内产能输出、实现产业转移,同时可以加强投资和贸易领域的本币结算,为扩大国家贸易以人民币结算和计价带来了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尤其是一些内陆国家,仍然处于更低发展水平、更低监管力度的阶段,这种情况的存在必然使得沿线国家面临市场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是违约风险,从企业角度讲主要是违法风险,从政府角度讲主要是违约风险,这种违法或违约风险使得企业或政府的成本造成损失和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在长期将较为显著。应坚持鼓励创新与完善发展并举,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更加完善的规划并付诸实施,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高我国国际地位。     

我国劳动关系层面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研究

建立我国劳动关系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力机制是改善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重要途径.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确定了我国劳动关系层面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要素;根据Schwartz的三圆模型,从经济、道德、法律制度三方面探讨了我国劳动关系层面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来源;通过相关动力要素与来源的特点,构建了我国劳动关系层面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模型,并对动力机制模型的运行及调控进行了讨论.     

气候变化与企业运营:风险、机遇与策略

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将气候变化视为一种战略层面的风险,而不是一种运营层面的风险.企业往往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对运营带来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间接影响可能要大于直接影响,因此,理解和评估气候变化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必须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同时入手.首先,文章从基础设施破坏风险、供应链中断风险、资源和资产搁浅风险、融资中断风险等方面,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企业运营产生的直接影响;其次,从国家政策、低碳技术、市场需求、企业声誉和开放经营等方面,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企业运营产生的间接影响;再次,归纳和总结了气候变化为企业运营带来的可能机遇;最后,从战略管理、气候适应能力、技术创新、信息管理、企业形象等方面,提出了企业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我国提出的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必然会对企业的运营产生重要影响,需要政府和企业携手共同应对.     

“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评价研究

从"走出去"战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外投资逐步成为我国刺激经济增长、推动发展转型、构建区域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在其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成绩斐然，但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当下沿线国家文化冲突频发、项目投资受阻的现实情况，加之投资企业国际化运营经验不足、文化风险意识淡薄、防范措施不到位等问题，投资活动面临巨大威胁。为克服上述难题，完善当前尚未形成体系的文化风险管理研究，有必要从识别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剖析其分布特征等方面入手确保投资活动的顺利开展。文章首先通过对典型案例和重要文献的梳理从语言、民族宗教、人文环境、外交关系四个维度识别得到了21项文化风险因素。再基于国家风险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指标体系，之后运用熵权法确定它们的综合权重。最后以"一带一路"沿线的32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TOPSIS评价模型对各个国家的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并在利用SPSS软件对评估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后，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策略。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总结文化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从维度上看，语言风险和外交关系风险对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文环境风险与民族宗教风险；从风险要素来看，双方的项目合作基础、语言产品以及东道国的华人比重对投资活动的开展存在显著影响。衡量沿线国家的文化风险水平。从数值上看，它呈现出明显的右偏性，除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贴近度明显大于其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文化风险贴进度围绕着均值0.2左右波动。分析适宜投资国家的集聚特征。从空间分布看，这类国家有集中分布的趋势。集聚水平从东南亚到西亚、欧洲逐渐减小，其中新加坡的投资条件显著优于其他各国；文章进一步根据风险等级的划分结果绘制了沿线国家的风险地图，发现约旦、孟加拉国这类特例国家不符合上述特征，故结合聚类分析的贴近度计算结果发现文化风险分布规律可能也受历史沿革和经济水平的潜在影响。文章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文化风险，一方面改进了文化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方法、有助于构建完整的文化风险管理流程；另一方面提出了文化风险防范的具体对策，有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为投资企业提供决策支持。     

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

"一带一路"是新的亚欧区域合作框架,在该战略推进实施中,沿线大多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改造项目投资需求巨大,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投融资创新点是多元筹资与运用PPP模式.由于沿线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不同,PPP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应用存在投资回报率低、投资环境复杂、风险大等问题.本文分析PPP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从我国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角度出发,提出构筑"一带一路"下PPP创新模式的对策建议.     

基于ICRG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方法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获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国家风险。探索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的评价方法,建立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体系,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3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通过专家打分融入国内专家对时局的判断后,利用层次分析思想确定一、二级指标权重。利用ICRG 2014年1月的原始数据计算出140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得分,由此得出对于中国企业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亚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水平参差不齐,欧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最低,非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最高,美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较稳定; 风险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其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占6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33;。最后,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给出了建议。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培育机构投资者是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重点,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基于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了雇佣冗余,缓解了雇佣不足和解雇过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机构投资者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密集度则对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因而,吸引优质机构投资者、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加强市场化建设是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     

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回报

使用中国省级层面劳动力市场分割数据,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考察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回报的影响。研究表明:（1）劳动力市场分割会显著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2）在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较低时,劳动力市场分割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但在人力资本水平高于临界值时,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降低人力资本回报。（3）市场分割会显著影响女性、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水平,但是对男性、城镇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启示是:从短期看,"一刀切"的市场分割保护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低素质劳动者的收入,但并不利于高素质劳动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何实现低素质劳动力充分就业和高素质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市场分割会降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看,不利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坚持人力资本提升战略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劳动者的收入回报。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和能力的实证检验

自2003年以来,中国OFDI区位选择稳定地集中在三类国家或地区,分别为自然资源丰裕但具备一定经济风险的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国家特定优势令中国OFDI在区位选择方面呈现出特殊偏好: 中国OFDI偏好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战略资产这三类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偏好相对较强;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东道国或地区是否具备相应的国际化经验,成为战略资产丰裕东道国或地区吸引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关键因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跨境物流协作 ——基于物流绩效指数(LPI)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经济贸易的便利性受各国之间物流协作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物流绩效指数（LPI）,通过对比分析中国与沿线东南亚9个国家的物流绩效指数,利用Matlab分析工具的K means聚类分析法、SPSS中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物流绩效水平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较高,东南亚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与中国差异较大,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海关效率低等问题影响着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物流协作效率;为了改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跨境物流协作中存在的短板,建议加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加强云南、广西等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省份的对外经济合作与开放,充分利用丝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确保投资资金及时到位,设立自由贸易区来提高双边或多边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构建物流大数据信息平台和智能交通系统等,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跨境物流环境。     

中国在阿联酋的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为促进中国对阿联酋投资、共建“一带一路”和推进中阿友好关系的持续加强，详细分析中国与阿联酋在投资领域的发展现状，从中阿两国产业合作的角度，发掘中阿未来可能存在的投资合作机会，并探析中国企业在阿联酋投资中存在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安全风险。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在阿联酋的能源产业、通讯产业、服装纺织产业、汽车产业、建材产业等领域存在较大投资机会，应该紧跟阿联酋国家发展战略，增加对非油气产业的投资合作，积极进行品牌营销，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同时注重团结协作。在投资风险方面，阿联酋政权稳固，社会稳定，政治风险较低；但在经济风险方面，阿联酋经济外向特征明显，对外依赖性强，易受外来风险影响；且阿联酋国内安全风险较低，面临巨大的地区安全压力和恐怖主义威胁，这些风险需要中国企业重视。     

关于充分就业研究的几个问题

充分就业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各国政府普遍把促进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我国人口众多 ,劳动力资源丰富 ,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因此 ,解决好就业问题是当今中国面临的“第二号任务”。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制度变迁等因素与充分就业的关系进行研究 ,为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依据。     

舟山民营企业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策建议

舟山民营企业多年来以其特有的商业头脑、冒险精神气场,艰辛开发东南亚市场,实际践行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唯受制于各方因素影响,本地民营企业与"东盟"的贸易规模仍然十分有限,特别是直接投资项目更少。开辟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即是推动舟山民企瞄准"东盟"大市场,积极疏通"走出去、引进来"管道,切实壮大本地民企经济实力,使其真正成为"通盟之路"的生力军。     

“一带一路”、OFDI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