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公共财政还是公共选择?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被边缘化的农村既不存在与城市类似的财政安排,也不存在基于私人自愿集体行动的公共选择机制。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公共财政的资金投入或制度导入,还是乡村治理的改进都有益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公平的权衡。城乡公共财政均等化战略在当前至关重要,但在政府行为战略性推进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培育农村自愿集体行动组织,并避免业已自发形成的自愿合作秩序受到“理性自负”的冲击和破坏,从而兼顾均等化战略所产生的一次性社会改进与长期性社会改进机制的培育。     

人民公社缘起的制度经济学解释--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角度

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人民公社产生的可能性.人民公社是国家为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全面控制农民剩余的一种制度安排.人民公社是以农村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制度经合作供给向政府供给制度的变迁为契机而建立的,是农村公共产品合作供给制度转化为农村所有产品合作供给制度、进而转化为农村所有产品政府供给制度的产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符合公共产品的特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或至少不反对.而当农村所有产品政府供给制度形成时,人民公社随之产生.     

集体行动、财政激励与村级公共产品自主供给

利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农村居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与财政因素两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证实：“一事一议”制度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优化,其显著提升了村级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中的“自利行为”和“搭便车”倾向,促进了“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当前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提高了“一事一议”的交易成本,但是有效率的村级治理体制对村庄开展“一事一议”具有促进作用。“一事一议”挂钩的财政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结论对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培育内生性的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机制,提供了决策依据。     

我国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

马拉松赛事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消费品，其供给过程归属城市特殊事件，其供给质量辐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领域公共治理镜像。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是多维利益博弈、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马拉松赛事供给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其供给质量受“个域”共同体限制，存在外在合乎规定性质量评定问题、放射式质量治理权力问题以及反应式逆向质量决策问题等。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应推进治理的公共善意，实现供给质量治理的“公共理性”，达成供给质量善治的“公共的善”；同时，应构建共担共治共享共赢机制，建立治理共同体，明晰治理关系，调控治理全过程，以助推马拉松赛事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共赢。     

全球公共问题治理:制度与途径

全球公共问题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要求全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治理日趋增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借助国际制度的作用实现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和全球合作治理三种途径来实现的.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关乎农民日常生活,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具有兼顾公平与效率、吸纳整合社会资源、满足多样性需求等优势。现实中由于多种原因,这一供给模式面临着制度认同障碍、公信力危机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资本理论倡导的网络、信任、合作规范等概念的视角分析民间组织参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意义和面临困境,进而探索推动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新路径。     

资本回乡背景下农民合作的内在结构与组织实践——基于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分析

如何促成农民的联结与合作，是乡村发展与治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将农民的自组织合作视为一种集体行动，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通过考察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实践，论述农民开展自组织合作的实践过程，并对促成合作的发生机制和行为逻辑展开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关键群体的成本分担、信任网络的组织建立与村社内部的行动伦理，共同形塑了农户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并最终促成了合作的达成。其中，经济精英返乡解决了启动合作的资源提供和制度供给难题，为合作提供了前提基础；资本回乡与能人治理培育了维持合作的信任结构与制度力量，为合作提供了约束保障；村社成员的行动伦理与情感道义塑造了独特的成本 收益分配方式，为合作的达成提供了重要支撑。据此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应该同样重视村庄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建设，以保障乡村发展与振兴的持久动力来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效率也比较低下,存在这些问题,其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不合理,政府供给中的行为缺失和农民自身提供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困境。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实行城乡一体化的供给体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实行供给主体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完善农民的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对改革农村产品供给的制度约束和法律监督。     

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模式是政社合作型。政府与村庄之间在资源上的相互诱导与吸引,导致资源低效、浪费和不均衡不合理供给,即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主要源于政府自上而下项目激励、村组干部横向社会竞争和村庄自下而上资源吸附三重机制。化解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问题,可通过包干式资源投入、监管结合的村财制度和落实村级民主参与制度等,对“公有”和“共有”的“公共池塘资源”进行有效治理。     

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基于需求—动员—制度三维框架的分析

西方学者围绕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自然共享资源方面,并以“熟人社会”为前提.中国新型城市社区普遍存在“陌生人社会”情境,从而导致不同的集体行动产生机制和运行逻辑.参考中外学者关于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结合中国新型城市社区的实际,将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置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共同需求一动员结构一制度规范”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共同需求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引擎;核心行动者通过恰当的策略,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积累社会资本,是集体行动成功的关键;制度规范是集体行动长期维续的稳定器,成功的集体行动则是新型社区实现自治的现实途径.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协商民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浙江省泽国镇协商民主实践的案例启示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的民主恳谈实践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安排上作出了积极的、比较规范的探索.它充分显示了,倡导平等对话为农民真实显示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奠定了基础,鼓励公共参与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所需的信息沟通提供了动力,实现理性沟通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民主决策破除了技术上的障碍,促进偏好转换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条件.泽国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新视角,值得人们理性关注和研究.     

农村基础设施长效供给制度创新 ——基于嵌套性制度框架的分析

由宪法秩序、治理结构和操作规则构成的嵌套性制度分析框架可以诠释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效率问题。通过对资源型、纯公共品型、收费型和半收费型四类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推演出农村基础设施有效供给制度的标准是以最小的交易成本最大程度地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而政府与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供给制度能够长效地实现这个目标。当前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需要进行创新设计,包括转变中央政府职能、组织农民自主和自愿合作以及以劳代资、科学定价。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动机分析——基于对闽西M村的个案研究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是基于不同的动机,其中包括主观性动机、客观性动机、功利性动机、价值理性动机、物质性动机、非物质性动机、个体层面动机、村庄层面以及宗族层面的动机.在熟人社会中,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不纯粹是为了经济理性和客观利益;生活在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他们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闽西M村村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性活动中达成合作的事实表明,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建构村庄的秩序.     

扶贫互助社与基层社区发展——四川省仪陇县试点案例研究

扶贫互助社促进了社区认同,提高了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及其社区化管理搭建了平台,揭示了乡村治理的新方向.虽然扶贫互助社的发展仍面临社区发育、制度与文化环境的制约,但其背后的利益机制、增权机制和社会融入机制表明,扶贫互助社在创新扶贫途径、创新国家与农民关系上具有重大突破.     

全球公共问题治理：制度与途径

全球公共问题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要求全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治理日趋增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借助国际制度的作用实现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和全球合作治理三种途径来实现的。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发展的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与农民获得公共产品的难易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从人民公社时期开始到取消农业税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虽略有变迁,但在本质上都是以农民为主体.新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日趋合理,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并不完全吻合,因此需要从决策机制、供给体制及其法制化方面完善和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演进与制度创新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演进可大致划分为萌芽、过渡、形成和延续四个时期,运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对不同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供给模式、供给特点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与农村基层政权治理模式具有直接相关性。同时,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度的延续,其缺陷表现在:制度内供给不足、制度外供给主体缺失、供给与需求脱节等矛盾。据此,提出了对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农村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农村公共物品由农村社区内农户自主供给不失为一种有效率的方式.农村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机制的内在机理在于社会资本促使农户一致行动能力的形成,从而有效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通过构建农村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模型,探讨在相关约束条件下自主供给机制形成的均衡条件,并分析农村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数量和参与农户的最优规模.     

和谐社会语境下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思考

针对公共事物的治理问题,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集体行动困境是不可避免的,而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是对公共事物的治理实行政府的国有化或者市场的私有化.奥斯特罗姆则提出在国家和市场两条传统路径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社会的自主治理.受我国历史传统,制度惯性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家强制力推动延续制度惯性过于强大并且存在政府失灵的危险;市场逐利性动机选择依靠利益权衡和博弈的个人因为面对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陷入踟蹰;社会自主治理则因为社会组织外部发展空间的受限以及社会资本存量的不足而发育迟缓.需要重塑政府权能以转向服务型政府,引导社会自治的职能,推进服务型政府改革,通过政府让利于市场、放权给社会,建立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有机协调配合的新三元治理结构,形成竞争、命令与合作的治理模式,才能构建官(政府)、民(社区)、商(市场)携手共进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