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

严复等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科学逻辑并以儒学的格物致知概念对其进行格义,这不仅促进国人对于科学逻辑的理解与接受,也凸显了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而指向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格义,则进一步为中国传统科学逻辑思想的发现提供了线索。这使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中的观察、归纳和以推类提出假说等科学逻辑内容得以被发现,呈现了中国传统科学逻辑思想的丰厚意蕴。而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弱化变迁,则从思维形式上解答了李约瑟难题,从反面展示了科学逻辑的价值,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     

“格物致知”考辨

本文考索了“格物致知”的源流,依次阐释了汉学、理学、心学及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王船山的“格物致知”说,揭示了这个命题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由纯伦理学含义向认识论、方法论含义的转变过程,并论述了“格物致知”说与科学及直觉的关系.     

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又认为朱熹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因而"尽心"是"认知地尽",非孟子意。但事实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知"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而且朱熹把"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格物"对应于"知性"而为先,"致知"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从"格物致知"的角度看,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而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并进一步推展格"天下之物"。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看到《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对于《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出《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又能避免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看作"认知地尽"。     

借鉴“格物致知”理念管窥企业管理的规律性

借鉴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来研究企业管理的内在规律,从企业管理的核心能力的积累到企业的质量管理。格物致知是对事物的认识、探究和积累的过程。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培养出企业的核心能力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可以说,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久稳固地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变,核心能力的拥有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标准的疏解与反思

在儒家系统内部,牟宗三判定朱熹的思想系统是别子为宗。牟宗三认为朱熹将道德的最高本体体会为“只存有不活动”,在功夫上强调格物致知的顺取,是儒家发展的转向和歧出。这种判定活动深化了朱子学研究,但是这种判定标准割裂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     

格物致知在明清的意义转换

格物致知是理学中一个道德形上学命题,但在明清之际逐渐发生了知识论、方法论意义转换。不过这种转换是在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实现的。意义转换一方面彰显了传统格物致知的知识论意义;另一方面也削弱和消解了内在的传统道德形上学意义,标志着理学道德形上学解构的开始。     

试析朱子与阳明的“格物致知”

朱子和阳明都把＂格物致知＂作为修养工夫的一个核心,但二人所要＂格＂之＂物＂和所要＂致＂之＂知＂,以及如何＂格＂,却大不相同。从二人对＂格物致知＂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窥探出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以及理学与心学不同的工夫论进路。朱子和阳明的＂格物致知＂差异主要体现在修养工夫的着力点和的价值目标上。     

宋明理学知行观道德内涵刍议

宋明时期,知行关系成为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从“知先行后”到“知行合一”,知行及知行关系被理学家赋予积极的道德内涵。由知行关系到格物致知,理学家同样赋予格物致知以丰富的道德意蕴,并把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提高个体道德修养的必要手段。理学家的知行观,迎合了统治阶级加强道德教化,巩固宗法等级秩序的需要,对促进封建统治的稳定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重视知行关系道德价值的同时,却漠视了人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     

“格物致知”对“诚斋体”诗学品格的影响探析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将"格物致知"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他所创立的"诚斋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然物象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并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诚斋体"的这种审美特质与"格物致知"在本体论、认识论中所体现出的美学意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通过"格物致知"与"诚斋体"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表明文化学术思想经过诗人这个中介,可以化为诗人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并经过心灵与情感的融会,成为审美化的诗性流露,杨万里则充分体现了这一中介作用.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