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利益内在性的抑制与政府信用建设

政府利益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可能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增强政府信用,也可能背离、侵犯公共利益,破坏政府信用.当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约束和规范时,就会为权力腐败提供恶性膨胀的空间,导致对政府经济信用、政治信用以及社会信用的破坏,制约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因此,需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监督机制以及政府官员的绩效评估体制,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使政府保持良好信用.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的思考

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入手,对地方政府的内涵予以科学界定.基于两者的共性和个性,地方政府既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又具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对由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利益产生的非正当利益,从而导致的非规范化的经济职能和非理性化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提出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规范化和经济行为理性化的要求.     

非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及其消解路径

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体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双赢。但当政府利益结构由合理形态向非合理形态转变时,政府自利目标便凌驾于公利目标之上,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公共利益委托人虚位,公共利益代理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及作为联系委托人与代理人中介的行政产出的内在特性,是导致政府利益结构由合理形态走向非合理形态的深层根源。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自律机制以遏制政府利益结构的异化。     

公共治理视角下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保护

公共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当前的治理过程中,我国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保障不健全、话语权社会载体不力、话语的正当渠道不畅,进而制约了公共治理的实现。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需从四个方面入手: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协调利益矛盾;完善多中心治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加强弱势群体主体意识教育,提高其政治参与积极性。     

社会非正当利益的泛滥及其主要对策

这些年来,非正当利益的泛滥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扰乱经济秩序,诱发刑事犯罪,恶化政治环境。坚决而有力地制止非正当利益的泛滥,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而且也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     

基于政府利益要求及其实现方式的非财务指标重要程度实证研究

从政府角度出发,对政府所关注的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研究和分组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类的反映政府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对政府的重要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政府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重要性的大小决定着反映政府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的重要程度和排列顺序。反映政府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的重要程度排列顺序同政府所看重的相应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的排列先后顺序并不一致。企业因素产生了利益相关者政府间同一类反映其利益要求和实现方式信息的非财务指标重要程度差异。     

论我国行贿犯罪立法的缺陷及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之规定为比较视角

同《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规定相比,我国行贿犯罪需作如下完善:其一,在罪种上新设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和对有交易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前者可以提升我国行贿指数(BPI)排名,后者能够弥补行贿罪惩治范围的不足。其二,在主观上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代之以"意图收买职责行为",惩罚为正当利益而行贿者不存在刑法强人所难。其三,在客观上修改贿赂内容为"利益"并扩大行贿方式为"许诺、提议或实际给予",可以通过行贿行为定罪和行贿后果量刑的方式来解决提供非财产性利益行贿的认定难题。其四,在刑罚结构上调整罚金刑的设置并增设资格限制刑等。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论司法公正的不平衡性

公正是司法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法内因素与法外因素、规划正义与社会正义等因素的制约,司法公正总是呈不平衡状态。文章通过论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公共与私人利益之间的不平衡,阐述了司法公正的不平衡规律。     

关于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思考

公共政策的本质不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分配，而是利益分配，政府通过选择、综合、分配、落实利益，实现政府目标；解决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要靠两种机制：市场机制主要解决效率，（公共）政策机制主要解决公平；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     

公共需求的传递和满足机制研究

政府职能的实现过程就是政府满足公共需求的过程。在公共需求的传递和满足过程中,公共需求由公众传递给其在议会的代理人——议员,再传递给政府,最后由政府以提供公共产品的形式予以满足。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公众、议员(议会)、政府(官僚)所拥有的利益目标不完全相同,而各方都寻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下,造成公共需求在传递和满足过程中受到扭曲。其中,同质性公共需求与异质性公共需求在传递和满足过程中所受扭曲程度及影响因素各有不同。     

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功能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坚实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扩大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保证了公民获得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并通过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综合,进而维系了社会共同体内部的稳定,而且通过利益表达可以维系公民与政府间的沟通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确保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完善——基于2017—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     

从利益维度看政府的基本职能

政府基本职能问题的实质在于解决政府"最应该做什么,最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具有最大化的普适性。以利益作为逻辑起点和分析维度,通过对追求私人利益的私人事务和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一种旨在解决私人利益问题的制度安排市场制度的探讨,说明政府作为最能执行选择性激励的"集团",其基本职能在于对全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     

对科斯灯塔的公共管理学解读

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解读科斯的灯塔，不难发现灯塔能够洽如其分地说明公共利益如何实现，公共权力何以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如何形成，以及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变迁过程，从而找到了公共管理学的最初渊源。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论行政法治下的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只有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是依赖于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因此要积极推进政府法治建设。政府要树立为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要依法行政，建立完善的行政权力监控体系。     

公共服务型政府: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纷纷走上了政府改革之路,逐步实现从"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如今,西方许多国家中,政府部门已被列为第三产业。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反倾销制度中公共利益的思考

公共利益问题已成为我国政府实施反倾销措施时应积极考虑的问题。完善反倾销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应以“保护竞争”标准改革倾销行为的判断标准,公共利益的利害关系方应明确包括倾销产品工业用户以及消费者,并建立利害关系方的权利保障机制,引入较少征税原则,细化反规避问题。     

中央政府核心职能的理论逻辑

在对政府职能进行结构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政府核心职能的存在,并通过对政府职能内涵的扩展性重释发现了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核心价值对政府核心职能的规范性要求。在寻求总体的、真实的公共利益实现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以其强公共性的结构性特征而逻辑地成为主体性选择。然而,公共利益需要通过人来实现,并需要人具有公共理性的精神。因而,中央政府必须将维护与实现公共理性作为自身的核心职能,并通过核心价值的宣示、构建包容性的公共领域、确立普遍的理性交往规则、提供支持性的现实结构以及整合多元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其核心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