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宗族在村治中的地位--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随着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有意识退出,原先民间社会的宗族势力得以复兴,在村民自治中呈现村干部、宗族精英与经济精英鼎立角逐的格局.本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却显示了不同的结论: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则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     

网络谣言的政治诱因:理论整合与中国经验

在中国特定政治生态下,网络谣言除了和情感、理性有关,更与现实社会矛盾的累积、底层情绪的积压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有关。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求知、政治表达、社会动员和政治监督方式,甚至有时候还是弱者反抗的武器。谣言的治理应该跳出谣言本身,不仅需要参与主体理性的提高,更需要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善。     

宗族组织复兴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逐步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正式控制是从村级收缩到乡镇一级．村实行村民自治,导致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减弱,近乎消失殆尽的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复兴。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以及乡镇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得到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存在着负功能。...     

网络谣言传导:过程、动因与根源——以地震谣言为例

从谣言传导路径、主体和载体角度阐释了网络谣言传导过程;以谣言传导中发布者、传播者、行动者和模仿者等为视角分析了谣言传导的动因;并认为信息不对称、安全感缺乏、从众心理、公信力危机、社会记忆等是网络谣言传导的内在根源。     

谁是“谣言”制造者?

受日本3·11大地震导致的核泄漏事故影响,在中国部分地区一度引发抢盐风潮。风潮平息之后,我们发现它竟是源于一则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传言,传言里说,吃碘盐可以防辐射,而核泄漏污染了海水,以后产的盐也不能吃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发生的抢盐风潮,不能不让每一个国人反思:为什么我们愿意听信谣言?同时,我们也要发问:谣言制造者到底是谁?他只是某个或某几个人吗?考诸一百多年来谣言在中国的传播史,在每一场大谣言的背后,不是简单的荒诞无知在作祟,更是一种集体心理的表达。而对待这种集体心理表达,则成为摆在当政者面前的双刃剑,处理得当,则成为社会重建的契机,而稍有不慎,又常常会引起社会崩塌,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编辑把关视域中的网络谣言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了传播领域的变革,为网络谣言的盛行提供了温床,而编辑把关角色的淡化及其功能的缺失,使网络谣言成为反抗和破坏传统媒体话语秩序和规则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媒介公共理性缺失的风险,亦有可能对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产生误导。因此,应对网络谣言的肆虐,重塑编辑的"把关人"角色势在必行:其一,确认编辑把关的主体地位,提升网络编辑主体素质;其二,在信息整合中优化选择,在内容提供层面清源净后;其三,把握网络信息的社会指向,以职业理性实现传播公正,从而实现网络的工具性质与价值导向之间的动态平衡,确保传播内容的真实,有效实现编辑主体的把关功能。     

从“谣盐风波”看社会谣言的生成机制

2011年3月一场"谣盐风波"席卷全国,日本核泄露引发的核辐射危机激发了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在事实真相缺位、正规信息模糊和缺失的情况下,驱动了公众的好奇心理,诱发了"第三人效应",一场关于抢购食盐的社会谣言就此应运而生。媒体报道方面,出于行业竞争的需要,为了突出新闻的显著性,对谣言的热衷报道造成了二次传播,使谣言进入正规流通渠道,并借助媒体的优势加剧了谣言的传播。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民知情权弱化、信息通道的多样化则给社会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首因效应、蝴蝶效应,以及群体极化等社会心理,使社会谣言迅速扩张,造成公众心理的恐慌和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     

村集体角色与土地流转秩序——两种组织化流转模式的比较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地规模化经营的需求不断凸显。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以村集体为载体的组织化流转成为推动农业转型的重要途径。皖南F县的两种组织化流转事实表明：流转方式不同,村集体的角色不同,形成的土地流转秩序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行政主导的组织化流转中,村集体扮演的是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村集体介入下流转关系发生了异化,从而造成了大户霸租、农户霸地的治理困境;而当组织化流转以村民自治的形式进行时,作为农民的联合体,村集体获得了农户的充分授权,交易双方的市场关系也得以保留,土地秩序实现了良性运转。因此,要充分认识制度安排对流转秩序的影响,防范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土地流转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保持村民自治活力和规范性的制度建设,引导地方政府做好农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辟谣力度的概念、维度及其对辟谣效果的影响

辟谣语气的强硬程度、对谣言的否定程度、发言人的职位级别、媒体的权威性和覆盖广度等在辟谣实践中存在很大差异。提炼能够概括这些差异的辟谣力度概念,阐述辟谣力度对辟谣效果的影响及其机理;基于文献分析,界定辟谣力度的概念及维度,阐述辟谣力度在辟谣过程中受众对辟谣动机的理解、辟谣者情感态度、辟谣信息可信度感知等变量,以及受众的谣言态度及传播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识别辟谣者可信度、受众相关度、认同度、知识经验等调节辟谣力度影响辟谣效果的情境变量。     

SARS事件中的流言与控制

紧急事件中的流言与谣言 ,不仅对个人身心有害 ,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甚至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有效地控制流言的传播及其消极影响 ,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这不仅需要改革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 ,增加公共信息的透明度及权威性 ,同时也要研究紧急事件中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变化 ,研究流言的传播规律及控制手段 ,减少流言滋生的社会条件 ,提高社会成员的心理素质及抗干扰的能力。     

网络造谣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如网络造谣的兴起并愈演愈烈,它不仅攻击特定个人,还攻击国家政府机关,给社会秩序带来了不利影响。针对当前的网络造谣行为,民法、行政法已不足以应对,需要通过刑法予以规制。而刑法所规制的传统网络犯罪只是应对关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之类的犯罪,对于网络造谣不能有效解决。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进一步完善来应对网络造谣问题,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文化诗学视野中的谣言传播

谣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在中西方已有的众多对谣言的界定中,都过分注重于谣言这一消息是否具有确切的来源。落脚点都在“来源处”。其实恰恰相反,谣言不是在其来源处产生的,而在于其传播的过程。因此,谣青的界定应着眼于其传播本身,事实上,谣言不管其来源准确与否,都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只有发生了变异的消息才是谣言,这就是“传播的偏向”,可以说,谣言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转移或偏向的消息。这“转移”或“偏向”是由谣言听传者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腐败流言的传播规律探析

着重对腐败流言的典型显现、传播特点、生成原因及应对机制进行分析。腐败流言有其两面性,其负面作用甚大。只有采取有效措施,铲除流言滋生的土壤,或及时有效地切断腐败流言传播的途径,才能避免出现因腐败流言大面积传播而导致的人心不稳、社会凝聚力下降甚至社会动荡。     

模因论视角下的谣言传播机制研究

谣言是被人们捏造出来的缺乏事实依据、并通过一定手段在公共媒体推动与传播的言论,在社会交际之中属于一种另类流行语.文章从模因论的角度出发,尝试性探讨在言语交际中谣言的模因传播机制,提出谣言信息散发需要经过输入理解、简化模仿、强化复制和流布输出等四个运行过程,才可能成为盛传一时的谣言模因.     

非典流言流传的根源与启示

非典疫情肆虐之际,大量流言泛起,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惧和不安。这既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又是对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反映:1."病急乱投医"———人类本能的自我救护;2."真作假时假亦真"———混乱的社会信息;3."宁可信其有"———盲从的思维模式;4."举头三尺有神灵"———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思想。     

论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

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相当耐人寻味,它是人们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娱乐功能中呈现出一种集体的认同感,揭示国民性的无聊、压抑、麻木;同时流言政治也可能从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继续扮演妖魔化、模糊化或杀手的角色.而更要注意的是,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同样也有自反实践:它既揭示集体文化杀人中流言的效力,同时又企图发挥其拯救和提升功能,发人深省.     

社会泄愤事件中的谣言及其治理

谣言是一种虚假的信息。在社会泄愤事件中,谣言填补了因权威信息缺失而造成的信息真空、谣言的刺激性和离奇性满足了受传者精神需求,谣言歪曲了事实真相,产生了轰动效应,催生了群体性思维和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助推了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升级和蔓延。为了防止谣言的传播,必须及时有效地公开信息,增加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供给渠道,提高表达的效率,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民众的政治认同,同时,依法对谣言违法犯罪进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