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遏”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遏的命运感伤而弘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 《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也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史学价值、美学价值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评价。“绝唱”者,窃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是就太史公之胆略,《史记》之“实录”精神,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诸方面而言的。那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又是什么?《离骚》这首抒情长诗与经传体的通史《史记》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笼而统之,似乎简单明了,然而比较准确详尽地阐释则似乎又非易事。下面就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体会,试做一粗浅的回答。一、“千古第一知《骚》者,莫如太史公”。在《楚辞》研究史上,司马迁及其《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及其《离骚》的第一位研究者,和第一篇学术文章。关于屈原的事迹,先秦典籍不见记载,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可视为第一篇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章,成了后人研究屈原的最重要的资料。在司马迁笔下,屈原首先是一个具有内政外交才能的政治家。他在楚怀王时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曾     

屈原东行考——兼评潘啸龙先生《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

一、汉代学者的记载(一) 司马迁没有提及屈原迁放的处所屈原东行,是指屈原被顷襄王怒迁因而东行的事迹。《屈原列传》在“顷襄王怒而迁之”之后,有两段关于屈原迁放的文字。前段说,屈原“虽放流,……不忘欲反,冀幸君之悟,俗之一改也”。他还满     

汉初“士”精神世界的新变——再读《吊屈原赋》

从《吊屈原赋》字面上看,因为有着和屈原相似的生平际遇和文化人格,贾谊借凭吊屈原而抒发自己的愤懑,两者悲剧命运具有相似性。然而,与屈原所处的"臣亦择君"的战国不同,汉初是政治大一统的时代,以贾谊为代表的士人面对的是"家天下"政治制度的确立和与之相应的"士"与"君"隶属关系的演变。与屈原"留"或"走"的选择困惑不同,贾谊还面临着由"庙堂之高"向"江湖之远"境遇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无路可走"的精神困境。     

屈原应该名原字平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载＂屈原者,名平＂。此后,不少《楚辞》大家都将它与＂正则＂、＂灵均＂的解释相对应,致使屈原名平字原的说法相沿已久。笔者从十条主要材料的梳理入手,疑＂屈原者,名平＂中的＂名＂为＂字＂之误,屈原就叫屈原,平应该是他的字。     

《屈原列传》评述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对屈原的思想及其代表作《离骚》作了比较全面而正确的评价.《屈原列传》是当今所能看到的记载屈原生平、思想的最早、最完整的文献.对《屈原列传》的正确评述,不仅有助于对屈原思想的研究,而且也涉及对司马迁生平、思想和世界观的剖析.本文拟对《屈原列传》略作评述,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进一步研究屈原和司马迁思想的重视.     

司马迁之于屈原

屈原和司马迁是历史上的伟人,《楚辞》和《史记》是文学史上的巨著。而司马迁和屈原无论从思想、行为,还是表现在外的文学创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从二人的思想、爱国主义精神、文学成就三方面来阐述司马迁之于屈原的种种关联。     

以德治国首先要以德治"官"

以德治国首先要以德治"官",这是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以德治"官"的关键是以德治权.加强廉洁从政道德规范建设、加强对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规范领导干部道德行为的制度建设和净化领导干部队伍,是以德治"官"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体制转轨过程中官德失范的原因探析

我国当前社会道德问题的焦点在官员道德问题,以德治国关键在于以德治官。深入、剖析官德失范的原因,是制定官德建设对策的依据。目前一些官员失德,既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现实体制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个人思想方面的原因。     

论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继承和改造

仁学思想是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司马迁通过历史研究,认识到了"仁"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于是对先秦仁学,特别是孔、孟仁学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改造,孔子的仁学思想更是成为了他撰写《史记》、品评历代帝王的重要指导思想。本文将从《史记》入手,论述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并分析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价值。     

论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学者都将伯夷和叔齐视为道德楷模,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视为对伯夷、叔齐的赞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史记》相关章节中的描述却显示伯夷和叔齐并不符合司马迁自身的道德标准。此外,司马迁通过在《伯夷列传》中所展示的种种矛盾,告诉读者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的多重可能性,并由此捍卫了其写史和历史评判方法的合理性。     

司马迁《报任安书》读札

《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以及《史记》撰写情况的珍贵资料。任安获罪的经过直接关系到司马迁对任安的态度,《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和司马迁受宫刑后忍辱苟活的目的,这些对正确解读《报任安书》以及司马迁的心路历程至关重要。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司马迁推崇孟子的精神因素

司马迁对孟子的推崇,不仅因为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更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孟子对个体意志的弘扬给了司马迁以巨大鼓舞,为其在逆境中完成《史记》的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其二,司马迁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批判精神,有着与孟子相似的心胸气度与宏伟抱负.其三,孟子对"义"的阐释与追求,深深地影响了司马迁,成了司马迁为人物立传的标准之一.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西汉文章两司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考论

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在辞赋和散文领域占据着制高点,文学史上一向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与一般并称作家所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司马相如立传,使他在当时文坛独占鳌头的地位得到史册的确认。本文认为,同一姓氏的自豪感、亲历目见的深刻印象、共有的出使巴蜀经历,以及对其文学才华的钦佩赞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动机和目的。“两司马”的文章虽然表达方式大有不同,一虚夸,一实录,但同样有着汪洋恣肆、壮阔雄伟的宏大气象,代表了西汉武帝时代宏放豪迈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