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察觉危机、社会情绪共振及风险管理策略的选择

从描述类型学的角度看,无察觉危机可具体化为主观忽视和客观忽视两种类型;社会情绪共振可具体化为正向与负向两种类型。进一步探索发现,在无视的无察觉危机中,一旦民众认为致灾原因与治理主体的无视有关,则会产生"人祸"情景定义而导致负向社会情绪共振。由主观忽视与客观忽视的无察觉危机产生的社会情绪共振具有不同方向,前者与治理偏好惯性相关,易形成负向社会情绪共振,后者可通过满足受灾群众需求来疏导社会情绪共振。只有改变或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即从风险意识、风险预警、风险评估机制、风险沟通、多渠道利益表达机制建构和社会心理源头治理等对二者进行综合治理,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国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措施及启示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患者、医护工作者乃至普通民众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危机。我国逐渐成熟的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在疫情期间取得成效,但同时也反映出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建设存在欠缺。文章介绍了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的机构设置、管理系统、治疗手段、信息沟通系统等干预措施,为加强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建议。     

重大工程项目安全危机中的民众心理契约及政府管理对策初探

江苏省响水县"化工厂爆炸传言"事件,是涉及重大舆情的社会心理事件。它的发生、发展以及善后,有着很深的社会心理学背景。因此,以"心理契约"为理论基础,探讨重大工程项目周边民众心理契约的特征、功能及其管理对策,有助于构建民众危机心理预防路径,协调项目建设中政府与民众关系,从而有效预防和减少因周边民众对特殊重大工程项目的非理性认知以及对政府行为不满而引发的社会安全隐患。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外交中的文化因素

20世纪末苏联意识形态文化的认同面临严重危机,随之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文化因素对俄罗斯人对现代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及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及其相应机制的建立已经产生、而且仍将产生重要作用,要观察和研究今天俄罗斯社会的种种现象及其内外政策,必须考虑其特有的历史、传统、宗教和民众心理的巨大影响。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乌克兰危机

国家认同是个人确认自己归属某个国家行为的心理过程,由制度认同、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三个参数组成.转型时期的乌克兰存在着多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宪政权力在总统和议会之间左右摇摆,民众没能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精英们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寻租,导致民众对所谓民主制度极度失望;私有化过程中的政商结合,严重损害了普通民众利益,生活水平的下降引起了民众的心理落差;认同主体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乌克兰文化认同危机的主要体现.国家认同危机是此次乌克兰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外交中的文化因素

20世纪末苏联意识形态文化的认同面临严重危机，随之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文化因素对俄罗斯人对现代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及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及其相应机制的建立已经产生、而且仍将产生重要作用，要观察和研究今天俄罗斯社会的种种现象及其内外政策，必须考虑其特有的历史、传统、宗教和民众心理的巨大影响。     

非典危机中的民众脆弱性分析

非典型肺炎危机已经构成对我国政府和民众危机应对能力的重大挑战。令人担忧的是,民众在非典危机中的应对意识和应对能力均存在严重缺陷。文章首先阐释了民众脆弱性对于危机管理的影响,并分析民众脆弱性的几个表现;结合此次危机,剖析我国民众在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有关克服民众脆弱性问题的几点政策建议。     

高校毕业生心理危机新趋势与对策研究

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压力、学业压力、经济压力和社会价值观多元等诸多因素影响下,部分学生呈现出定位模糊,心态扭曲,情绪失衡,消极逃避乃至报复社会等新的危机倾向和行为特征.开展毕业生心理危机的宣传教育,加强干预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强化危机源的信息管理,构建心理危机的预警与干预系统,是缓解当前高校毕业生心理危机的主要对策.     

试论地震灾害的心理危机干预

地震灾害因其不可预测性、突发性以及巨大的破坏性,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心理健康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地震作为重大的应激事件,不论对受灾群众、医护救援人员还是媒体工作者来说都会产生应激反应。如果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这种应激反应就会变成应激障碍,会给受害者造成长期的、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地震灾害对于不同群体危害的影响程度不同,分层次提出相应的心理危机干预方法,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有助于灾后的心理重建,使受灾群众尽旱脱离灾难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开展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对维护和促进人类身心健康有重要意义。     

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及其治理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频发,考验着各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易引发各种消极社会情绪,不仅影响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感受。以新冠疫情为例,群体恐慌、群体焦虑、群体愤怒、群体冷漠等消极社会情绪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利因素。积极调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国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必然要求。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所诱发的消极社会情绪具有普遍性、具体性、暴发性、感染性等基本特征,是在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经历情绪生成、情绪发展、情绪暴发和情绪传染等几个重要的演变阶段后所形成的规模化、持续性情绪氛围。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情绪生成的内部动因表现在四个层面:社会需要激发消极社会情绪唤醒;风险认知催生消极社会情绪分化;心理预期促进消极社会情绪强化;从众心理引发消极社会情绪传染。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情绪生成的外部效应体现在四个方面:利益冲突催生消极社会情绪的极化效应;社会公义引发消极社会情绪的汇聚效应;社会偏见强化消极社会情绪的期望效应;媒介传播引发消极社会情绪的扩散效应。科学把握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社会情绪生成机制和规律,加强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的社会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切实做好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消极社会情绪的调控,才能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确保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社会情绪的治理对策包括:密切关注民众现实需求,阻断消极社会情绪源头;及时调整民众风险认知,实施消极社会情绪隔离;合理引导网络情绪互动,增进积极社会情绪趋同;充分保障情感支持系统,营造积极社会情绪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