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不复归——对现代文学四个同居叙事文本的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发端,＂民主＂、＂自由＂成为书写的主题。而＂同居＂是当时年轻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同居＂叙事,从五四之后便以一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出现。这里选取现代文学中四个较有代表性的同居叙事文本,试图探求这四个不同文本中所贯穿的共性和特性。     

叙事的图像性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将文学研究的目光引向文学外部的相关学科。图像与文本的譬喻关系,即叙事的图像性,使文学分析本身得到内部的充实,也为叙事形式开拓了新的道路。叙事的图像性不但体现在文本的内部结构中,也让作为＂形式＂存在的＂书籍＂加入文本进行言说,使丰富文本内涵这一手段成为可能。     

修辞性叙事理论视阈中的《奥兰多》

《奥兰多》是伍尔夫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部＂小书＂。以往关于《奥兰多》的评论或关注其间的＂雌雄同体＂思想,或探究＂奥兰多＂这一形象在不同文学文本中的演变,或从伍尔夫与奥兰多的生活原型维塔之间的关系出发,以同性恋研究等角度讨论该文本。从修辞性叙事理论的角度重读这一文本,可以看出伍尔夫在创作形式上孜孜以求的革新,她对于＂如何叙＂的深度思考成就了《奥兰多》在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

以往学术界对＂苗族古歌＂的研究重在＂外部＂,诸如叙事艺术等＂内部研究＂几为空白。该文以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苗族古歌通解》文本为基础,运用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形式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问答是苗族古歌的基本叙事结构;总结了苗族古歌的五种问答叙事形式——一问一答、一问多答、多问多答、自问自答和否...     

高起点的叙事文本——《最蓝的眼睛》艺术特色解读

《最蓝的眼睛》以现实主义艺术为主导的同时,又广泛吸纳和融合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描写手法、结构章法和叙事策略,体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上继承、发扬和创新的精神。这部小说具有＂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艺术特色,是作者小说创作道路上一部高起点的叙事文本。     

论“七月诗派”旅桂诗人的创作

在抗战文化运动中,＂七月诗派＂的活动一直与广西桂林的抗战诗坛息息相关。一方面以艾青、胡风、彭燕郊、郑思、邹荻帆、钟瑄等＂七月诗派＂诗人在桂林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团结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七月诗派＂年轻诗人,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抗战诗歌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在广西桂林的生活经历、诗歌创作以及文学活动强化了＂七月诗派＂作为一个统一的抗战诗歌流派的存在,也促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整体风格进一步走向成熟。     

《宠儿》文本中名字的“文化代码”的破译

莫里森的三重＂他者＂身份,使得她的叙事在正式场合＂难以言说＂。在《宠儿》文本中,作家在八个＂文化代码＂中巧妙地植入＂双重声音叙事结构＂,于是,黑人、白人读者通过对代码的破译,都从其中解读出自己期待的＂文化信息＂。在白人、黑人读者的阅读和评论中,《宠儿》里的沉默得到不断的＂言说＂。就这样,莫里森巧妙地在《宠儿》文本中开拓了种族＂言说＂的通道。     

游走叙事中的目标追求——以《西游记》和《堂吉诃德》为个案

＂游走式＂情节是长篇小说在发展演变中形成的展开情节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以＂游走＂情节作为主体的文本中,人物在漫长游走中的目标追求和无休止地游走与渴望归宿的目标期待对于丰富深化文本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游走＂情节的角度还原分析《西游记》和《堂吉诃德》,认为《西游记》是魔幻浪漫主义的游走叙事,《堂吉诃德》是写实主义亦庄亦谐的游走叙事;明晰两个文本的救赎与救世的目标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中的喜剧性,喜剧中的悲剧性＂的独特审美感受。     

叙事性文本建构中“闲笔”设置的技法

叙事性文本中的＂闲笔＂,是叙事性文本中人物和事件主要线索外穿插进去的小事件、小场面。＂闲笔＂的设置,要能够调整文本的节奏,要能够扩大叙述空间,要能够延伸叙事时间。     

"坦白"仪式的文学呈现——再论《简·爱》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简·爱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使得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叙述者＂读者啊＂的呼唤也成为文本的一个重要叙事特征。借助福柯关于＂坦白＂仪式的论述,将《简·爱》读作＂坦白＂方法论的范例,以此理解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文本成为叙述者的坦白过程,一方面是叙述者作为坦白者确立身份,另一方面是读者作为聆听者确立权威。文本意义在作为坦白者的叙述者和作为聆听者的读者二者相互作用中产生,同时也展示了夏洛蒂的叙事观念。     

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技教育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和边区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极为重视发展科技教育。边区科技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探索前进、逐步成熟的过程,初步形成了以高等科技教育为主,中等技术教育为辅的培养模式。在开展科技教育的过程中既注重基础科学知识的学习,又重视专门技术的培养,同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确立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还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学习紧密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技教育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管理干部,对改变边区落后社会面貌、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人·女人·民族：40年代女性小说的主体意识

40年代中国特殊的战争背景使中国的女性文学主流走上了一条在取材与主题上都与男性文学趋同的道路,女性作家的创作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女性意识淡化或女性书写雄化、无性化的倾向。但是,她们追寻“五四”先驱的脚印,创作了一批富于“性别批判”内涵的文本。尽管在强大的民族国家语境中,她们的创作只能处于边缘位置,甚至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她们的存在毕竟丰富了文学的发展,为女性解放和女性文学的进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张闻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张闻天系统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思想,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主持实现党的战略和策略转变的过程中,坚持民主的领导作风,凝聚了全党智慧,为全党正式转变和确立新的策略路线奠定了基础,拉开了历史转折的序幕。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正式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为全党策略路线,并提出了各项方针政策。     

“反洋教运动”揭帖传播范式的历时性研究

清末教案之发生与发展,都有揭贴传播发挥作用.文章主要对“反洋教运动”揭贴传播进行历时性文本分析,探讨其生产范式的转向.鸦片战争之后的“反洋教运动”揭帖显示出充分的传统“文化主义”取向,其内核依然为“怀夷附远”的儒教“天下观”,随着与天主教争夺文化霸权的展开,逐渐转向“民族主义”传播范式.在有效动员下层百姓参与反洋教斗争的历史运动中,书文揭帖之生产,纠结复杂,显示了典型的“文本性”特征与历史构成.     

宋代文学研究三题

这是三篇各自独立的短文,第一篇对李泽厚关于苏轼人生思想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第二篇讨论古代文本中的思乡主题,指出诗中的家乡是一中彼岸性存在;第三篇谈南宋文学对享乐主义文化的批判。均从文本解读出发,切入点小,但关涉的问题颇大。后两题为古代文学研究中首次拈出,尤可注意。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

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害最为严重的一次残暴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严重破坏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造成了大量市民的非正常死亡和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反对日机轰炸的进程中,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推动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激发了重庆人民的无限愤怒和仇恨,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试论爱情文学文本与悲剧艺术的关联性

在文艺创作活动中,作家、艺术家大都倾向于以悲剧的艺术形式来处理和表现爱情题材,而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也似乎能从爱情悲剧中获得更多的艺术享受。这种看似奇怪的艺术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心理原因,本文运用文艺心理学的方法,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分别对此进行分析并认为,爱情文学文本与悲剧艺术之间确实存在一种符合艺术规律的关联性。     

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影响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有两大交替出现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救亡图存、革命思潮和思想启蒙思潮。在救亡和革命思潮影响下,辛亥革命前后、左翼文学时期和抗战时期,抵抗外辱、彰显爱国主义和社会革命题材的外国戏剧被大量改译进来;五四至抗战爆发以前,思想启蒙占据了时代的主流,改译者选择的多是反映妇女解放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剧目。这些改译剧给当时封闭沉闷的社会带来新的气息,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话剧创作。     

论莫泊桑长篇小说的历史价值

莫泊桑长篇小说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小说文本成为了一段压缩的历史 ,体现了法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种种特征 ;二是社会历史与小说文本构成了生活世界的隐喻 ,莫泊桑作出了生活即死亡的结论     

社区研究方法探究——以江村研究为例

江村研究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剖麻雀法和回访研究法这两种重要的社区研究方法贯穿于费孝通的江村研究的始终。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这两种社区研究方法探讨的文章并不多见。因此在相关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结合费孝通的江村研究的相关文本,详细地分析这两种科学而实用的社区研究方法,以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