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村村民的拆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X村庄的实证调查

城郊村的改造与拆迁涉及城市发展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尤其是城郊村村民的根本利益,是目前城市发展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调查发现,村民对所居村落有较强的居住归属感和心理认同,拆迁意愿并不强烈。影响村民拆迁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生活来源、以往的征地经历、对政府和村干部的信任度、村落共同体意识及非正式群体效应等。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村民感知意向与传承意愿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作为传统村落最重要的活动主体,村民的认知态度与行为选择将直接影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因此了解村民对文化遗产的感知意向与传承意愿,对于推进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至关重要.以湖南岳阳张谷英村为例,从认知维度、价值维度和情感维度出发探究村民对文化遗产的感知意向,从行为维度出发探究村民对文化遗产的传承意愿,运用因子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村民感知意向与传承意愿的整体特征、影响因素、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张谷英村村民对本地文化遗产的总体认同度高,村民的感知意向和传承意愿得分均处于高值区[3.5,5],但感知意向(3.73)略高于传承意愿(3.70);2)年龄和居住时间是影响村民文化遗产总体认同度的重要因素,其中感知意向主要受年龄和居住时间影响,传承意愿仅受居住时间影响;3)在探明村民感知意向与传承意愿呈极显著正相关基础上,以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了以感知意向的认知维度、价值维度和情感维度为自变量、以传承意愿的行为维度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验证了感知意向与传承意愿间真实存在因果关系,其中情感维度对行为维度的影响最大.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以村民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优化策略.     

原则性与灵活性：和谐拆迁的运作技巧

如今,对一个城市的执政者、管理者而言,“天下第一难”是什么？是拆迁!近几年。玄武区房产管理局对中山陵环境综合整治拆迁、南湾营经济适用房三期用地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近万户拆迁村民基本做到“和谐拆迁”．安全平稳．没有发生一起重大事故。     

村落拆迁中的“非物质补偿”问题初探——基于一个个案村的调查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拆迁是一个复杂的难题。引发拆迁困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物质补偿标准的原因,非物质补偿也会影响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个案村的实证研究表明,村民对非物质补偿的诉求,包括两个主要方面:拆迁安置能够保障自身的长远生活;拆迁后的安置能够维系或重组原有的村落共同体。因而,在村落的拆迁过程中,要考虑如何为村民长远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要尊重村落共同体结构和社会网络。     

六合区：抓效能保民益促拆迁

六合马鞍机场．是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实施的重点工程之一．征地拆迁涉及马鞍镇的3个自然村23个村民小组，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范围广。为保证机场工程8月初顺利开工建设。六合区在此次的征地拆迁工作中．以抓效能促拆迁方式开展拆迁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仅用15天，顺利地完成了23个原村民小组、     

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意愿"研究框架,探析村民的社会公平感与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引入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两个个体认知变量剖析社会公平感和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运作机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的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村民社会公平感越高,其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越强烈;社会公平感并不直接影响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而是通过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双中介路径间接影响.此外,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比较发现,机构信任在村民社会公平感与乡村治理有序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建立村务公开公示机制、完善村务监督和法律机制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机制等措施,以激励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     

“合作共赢”的婚姻策略：场域交换下的村庄拆迁型赘婚

“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赘婚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婚姻模式，现在已有新变化。运用场域交换理论，通过赘婚案例分析城镇化过程中由村庄征地拆迁产生的新型赘婚实践，研究发现：第一，拆迁型赘婚的主要动力在于政策下的经济性双向报酬；第二，村民首选非正式的婚姻策略来谋取拆迁利益，村庄熟悉的社会关系是其外部推力；第三，独生子女政策是村民创生赘婚来维护女性权益的结构性原因。拆迁型赘婚之所以特殊，在于它是村民在政策允许的空间下，自主选择的、利己但有一定风险的婚姻策略，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婚姻家庭产生影响的一种独特体现。     

村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福州市城中村的调研

通过对福州市城中村的实地调研,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村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村民还未形成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致认识与强烈意愿,受教育程度、主要收入来源、预期改革后集体资产收益是否会提高、对集体资产所有权归属的认知、对村社集体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对村社干部的信任程度等变量对村民的改革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快出台直接规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法规,扶持改革创新的配套措施,指导村社建立公正透明的改革程序规则,加大改革政策宣传力度,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     

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冲突与化解——来自西安市Y区的实证调研

城中村改造是一个涉及房屋拆迁补偿、人口户籍管理、土地权属变化、社会保障供给和村民生存发展的系统工程,其利益关系重大,矛盾纠纷频仍,村民上访不断,尤其是因其造成的群体访、越级访,乃至群体性事件已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预防和化解城中村改造中的矛盾冲突十分重要而迫切,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套既考虑农民现实利益,又着眼于其长远发展的利益调整机制。     

"房屋征收"与"房屋拆迂"的含义与关系辨析——写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发布实施之际

在我国,房屋征收与房屋拆迁的含义与关系一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话题。国务院1991年制定、2001年修正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使用的是房屋拆迁①,宪法使用的是私有财产征收②,《城市房地产     

《物权法》实施后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被《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代替）予以规范,“城中村”房屋属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其拆迁补偿方式及程序没有专门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缺乏可操作性。根据《物权法》规定,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同拆迁城市房屋一样,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不得拆迁、非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不得拆迁、非依法给予拆迁补偿不得拆迁。当前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存在许多问题,必须认真贯彻好宪法和《物权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精神,规范政府拆迁“城中村”房屋行为,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甘肃省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分析简

以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甘肃省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意愿。结果表明：甘肃省企业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意愿处于一般水平;投资对象的职位、文化程度、合同期限、企业的规模、员工离职率、发展前景等因素对投资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投资对象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企业行业地位、整体薪酬水平、规章制度完善程度等因素对甘肃省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对我国师范生的农村从教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师范生去农村学校从教的积极性与意愿明显偏低,免费师范生的农村从教意愿低于非免费师范生,本科师范生的农村从教意愿低于专科师范生;个人未来发展因素、生活条件因素、教学条件因素、婚姻问题因素对师范生的农村从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个人未来发展是影响师范生农村从教意愿的最主要因素。?更多还原     

城中村拆迁补偿的模式选择——以山西省B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城中村"成为城市化改造的重点,城中村的拆迁补偿成为村民最为关注的问题,它涉及到了村民的切身利益。本研究从城中村的拆迁补偿模式作为切入点,阐述我国现有的补偿模式,并结合B村的实际情况,分析现有补偿模式存在的问题,从而找出一个使村民利益达到最大化的合理的补偿模式。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从被拆迁户的基本情况和拆迁补偿情况两方面分析,从而分析问题得出结论。B村存在补偿模式单一、标准偏低、补偿模式没有考虑土地的价值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在本研究中构建的合理的补偿模式应该包括货币补偿模式和非货币补偿模式,并指出非货币补偿模式必须涉及的三个方面:宅基地作价入股、就业和医疗养老。     

群众参与: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主体基础

群众是村民自治的主体,群众参与是村民自治不可或缺的环节。研究发现,群众参与程度越高,即参与动机越强烈和参与意愿越强烈,村民自治成效越显著。从历史实践来看,人民公社单元和建制村单元的规模太大,群众距离利益远,利益分享难,参与程度低,导致自治空转。为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群众参与的自治基本单元应该落在规模较小、利益距离近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在自治实践中,可以选择自治有效利益引导有序参与、寻找规模适度自治单元降低参与成本和坚持高认同规模进行互动共治,促使村民自治真正落地。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暴力拆迁"之法经济学思考

暴力拆迁案件频繁发生,引起人们对当前拆迁制度的反思.以法经济学基本理论为依托,采用实证的分析方法,解析引发拆迁冲突的内在诱因,同时借用理性行动者模型剖析不少政府官员在拆迁过程中"偏好"使用暴力之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探寻祛除附在政府官员身上的"暴力鬼魅"之方法,以期实现和谐拆迁.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研究——由城市房屋拆迁中"钉子户"事件引发的思考

中国的房屋拆迁补偿制度在经历过信访的冲击、遭遇了"钉子户"的挑战之后,表明它已无法给现有的拆迁补偿提供合理的、运行顺畅的补偿机制.虽然中央和地方先后制定和修改了许多关于拆迁补偿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但这些分散的规范性文件既不能更好地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屋拆迁中的补偿纠纷.制定一部统一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典,是完善现有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的基础,也是实现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平衡的保障.     

黄振沄:拿起《宪法》维权的"老北京"

维权从拆迁开始 北京市63岁的老人黄振沄的房子挺立在一片拆迁后的废墟中。4月1日上午,当强制搬迁的人员来到他家,黄振沄手执一本《宪法》进行抵制,使得这座建于清朝的院落暂时保留了下来。据称,这是修宪后北京市第一例抵制强制搬迁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