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叙事话语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叙事话语。与传统叙事话语不同的是,后现代叙事话语并非是一种纯技法的操作,而是在本体的层次上与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密切相关,叙事的结构、视角、情感色彩和语调特征本身就是叙事主体或叙事对象的存在观与生存状态的“直观”写真。后现代派文学叙事话语主要有五种类型,“平面无深度”叙事话语：对本质与意义的消解;“错乱零散化”叙事话语：精神分裂的生存状态;“黑色幽默式”叙事话语：面临绝望的强自解脱;“极度冷漠化”叙事话语：人情况灭的社会现实;“剪贴拼画式”叙事话语：虚幻的世界与虚幻的语言。     

性别视角下的新时期女性文学母性叙事

在意识形态中心话语霸权逐渐消失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的女性文学母性叙事开始回归女性性别主体,逐渐剥落母亲神圣的面纱而显示出其凡俗而驳杂的内心世界,在文化策略上解构了父权文化关于母亲神话的定位和角色认同,然而也有一些女性文学叙事不惜以牺牲母亲的自然属性和天性来颠覆传统母亲形象,在解构男性期待目光下的那些忠贞隐忍、逆来顺受的"闺阁天使"母亲形象的同时,使女性文学母性叙事陷入了自我伤害的写作误区。随着母亲形象被极端丑化,一些女性作家开始致力于寻找理想母亲的写作尝试,呼唤与渴望"新母性"的回归。     

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 ——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

如今,文学创作与贞节观问题的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值得探究的空间。《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论晚清小说中女性的社会规训及其逻辑》从“‘内外有别’：角色认定与身份焦虑”与“‘贤妻良母’：道德困境与国民生产”等两个层面深入地剖析了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规训之下,晚清存留的传统女性身份观念对于小说女性书写的影响及其逻辑过程;《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则从雅俗文学重新区隔的视阈出发,详尽地挖掘了1990年代性叙事在政治场逐步淡出而经济场逐渐浸入的文学场之存在状况;《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发掘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由此考察了作为道德文化现实一种的“羞耻”的沦落及其合法化的确证问题;《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中的性爱观念考察》则聚焦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并对其中呈现的从反传统的先锋前卫到重个人的趋利世俗、从“性自由”到“性放纵”等“性爱”观念形态进行了细致阐述。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食物叙事与文化身份政治——论裘帕·拉希莉的《同名人》

美国亚裔女性文学中,食物成为族裔书写或身份叙事的重要手段。通过印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的《同名人》中的印度小吃、牛排等食物符号,解析后殖民女性文学中的身份叙事,探究多元文化背景下印裔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认为:第一代移民恪守印度饮食习惯及禁忌而保留了其“印度性”,而第二代移民的饮食习惯则更为多元,尤其是主人公果戈里排斥自身“印度性”而完全拥抱“美国性”导致其身份认同危机,最终通过印度饮食习惯及禁忌愈发了解母国文化,并建构其“混杂性”身份认同。     

“想象的共同体”与美国族裔作家的叙事策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是西方民族主义建构论的代表,强调从文化意识层面建构民族主义。美国主流文学扎根于欧洲文化,带有白人身份的优越性。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有色人种的文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美国文学的边缘地带,他们被消音、被沉默,文学评论家也是以一种审视异族的眼光看待他们的作品。在此背景下,少数族裔作家不断奋争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寻求自身在美国文学的地位。“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叙事策略对三类少数族裔作家发声的功用,以及如何利用“故事”构建自我在美国文学上的声音和身份是文章讨论的重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民族主义建构的“异质同构”性。     

革命·爱情·成长 ——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种模式

叙事模式是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在文学艺术界的反映,是文学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套路.陪都电影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木兰从军"(女性革命叙事)、"革命的罗曼蒂克"(女性爱情叙事)和"娜拉出走"(女性成长叙事)三种明显的模式化倾向.这几种模式彰显了陪都电影的价值诉求,在本质上仍是革命叙事的"同质异构".     

被遮蔽的记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嬗变研究

伴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在叙事视域、情爱母题、母亲形象诸方面亦发生了递变.具体说来,叙事视域由内而外到双视域的转换: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由主妇身份提升到半边天英雄再回落到社会女性——女性文学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着摆脱女性依附性的方式;情爱母题由追求而消解到漂泊的变异:女性主体性由感性盲从提高到理性加盟再发展到自为行动——女性文学一直书写着女性对爱情幻景的自我放逐;母亲形象由圣母而恶妇到原生态女性的生成:女性叙述者由母性介入延展为妻性书写再深入到女性历史建构——女性文学形成了自己诗意的话语特质.研究这些递变,有助于充分揭示被遮蔽的中国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精神世界的变迁史与不变的女性叙事特质,从而准确把握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风貌及价值.     

抗战背景下中日进步女性作家战争叙事主题与形式述略

文章通过梳理总结抗战背景下中日进步女性作家和作品创作情况以及研究现状,重点归纳了中日进步女性作家作品中呐喊疾呼、纯情叙事的战争表现形式和底层书写、女性关照的战争叙事主题。表达了中日女性作家在抗战特殊时期体现的人文关怀、底层关怀、女性关怀、家国关怀的文学追求。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走出边缘的"她"写作——探寻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传统

美国是一个种族成分较为复杂的多民族移民国家,在以英裔白人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由有色人种构成的少数族裔处于从属地位和社会的边缘地带.随着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用自己的创作表达了对种族身份认同的诉求,逐渐走出边缘,形成了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独特的创作传统,使得人们得以从多维角度挖掘和探索人类生存意义的复杂性.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     

萧红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

萧红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与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作家相比,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没有局限于知识女性的狭窄视野,避免陷入女性文学的精英主义误区,自觉为中国最广大下层女性代言,执著关注中国下层妇女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悲剧;第二,始终如一地坚持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来描绘普通女性生存真相并对她们寄寓着深切悲悯,体现出独立、清醒、深刻的现代女性意识;第三,拓展、丰富、深化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表现内涵,提高了其审美品格.     

中国工业文学的悲剧美和崇高美

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的主要审美特征是悲剧美与崇高美.世纪上半叶,作家多以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为视角,一方面描写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或斗争的悲壮,另一方面也揭示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命运.下半叶,工人阶级地位虽根本改变,但工人们为正义斗争而牺牲的悲剧仍成为作家表现的对象.同时,各时期工人形象和他们的精神境界成为作家笔下崇高美的主要载体.     

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

通过对"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理论家的争论的剖析,概括出了关于建构"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并由此形成两种实践、两条发展线索:一方面,是对工人、农民出身作家的着意培养,对工、农、兵出身创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用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形态--党的意识与意志来改造知识分子,创造为工农兵服务、为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服务的党的文学的持续努力.     

越南读者接受中国80后文学的情况

最近几年来中国80后文学匆匆地进入到越南,它们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和支持,但越南文学批评界的态度却很冷淡,同时有不同的看法。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对越南年轻人心理生活和审美爱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80后文学作品进入越南的数量比有艺术质量的文学作品进入越南的数量要多,这让不少人误解"中国当代文学只是如此"。     

论陕西文学的审美形态及其流变

陕西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审美形态发生着明显的流变.20世纪前半叶陕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的是悲壮情怀;从40年代开始,追求崇高成为陕西作家们的创作主旨,塑造人物注重于形象和精神方面的高大完美.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叙写人生苦难成为陕西作家创作的基本内容之一.这种人生苦难,主要体现在生活罹难、情感(爱情)煎熬、精神苦痛等三个层面.90年代以来,陕西作家对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加以审视,其创作流露出文化困惑与批判意味,文化悲剧成为这一时期许多作品主要的审美特征.     

论我国网络文学创作特点

网络文学在我国近年来蓬勃兴起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在创作上有着与传统纸质媒介文学不同的特点。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具体论述其特点:创作理念上极度追求娱乐消遣和个人情感的宣泄.创作过程上努力追求交互性、高效率和自由化,创作内容上主要表现网民生活和抒写个人情愫,创作形式上注重文本的超级链接和多媒体技术化,创作语言上大量采用简约、灵活而又独特的网络语言符号,创作主体构成上呈现非职业化、年轻化、匿名化。网络文学创作现象和特点值得文艺理论界关注和深入研究。     

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学浙军”的现代境遇

“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吴越文化的影响下,“文学浙军”取得了独特 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表现在吴越风情、吴侬软语和江南文体三方面。与此同时 ,“文学浙军”也面临如下挑战：对吴越传统文化的正确体悟问题,如何面对上海文化带来 的影响及缺乏创新精神和理性精神的问题。     

《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

 司马迁在史家实录传统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传统。司马迁本没有文学性的考虑,也没有后世所谓的文学观念。他只是努力将人物写活,抓住人物的精神,从人物的活动、人物在事件中表露的性格及心理,揭露出历史变化的内在因素,并由此表现他对历史的评判。但如何将人物写活,生动,有精神,这本身便开创了纪传文学传统。司马迁深刻的历史思想和过人的史识,使得他的人物传记达到了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的高度,这个历史思想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所运用的文学写作手段,亦从此生发。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正应从此处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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