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数量、住房条件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2的实证

个人幸福感是从主观角度反映民生的指标之一,房价上涨背景下,子女数量与住房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利用CGSS2012微观数据,对70后和80后人群所拥有的房屋套数、现住房面积、子女数量和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住房面积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相关关系,住房面积越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拥有房屋套数、子女数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不同户口类型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具体表现为非农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面积的影响更大,而农业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套数、子女数量的影响更大;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同一户口类型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     

公共住房与中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 ——来自CGS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公共住房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公共住房并没有提升中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住房未能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主要是由于公共住房位置较为偏远、质量不高、配套不完善等因素导致的,同时发现地区房价水平、居住者收入水平、家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等因素对公共住房居住者主观幸福感具有调节作用.上述发现说明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应该从住房区位、住房质量、配套措施等角度提升居住者的居住质量,同时以居住者的需求差异为基础进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研究;基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微观证据

基于3 109份问卷的调查数据，对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与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1)起点公平对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外在因素对个人收入的重要性、受到过歧视对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对基础教育、就业、公共医疗卫生公平的认可程度越高，其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也越高。(2)过程公平对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对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对腐败现象可容忍程度越高、参政议政能力越强，对市场竞争环境、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公职人员廉洁满意度越高，其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也越高。(3)结果公平对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居民对收入与付出相比满意度越高、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水平越高、对物价上涨的可承受能力越高、对同工不同酬的认可程度越高，则其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也越高。研究结果还表明，居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工作经验越丰富，其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也越高。     

收入、收入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通过对来自江苏的1532个样本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水平、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收入满意度则受绝对收入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仍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同时更应通过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高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时间利用视角的民生福祉改善研究

幸福感是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评价,可以作为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参照。由于参与不同活动的时间分配不同,获得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不同,通过时间利用方式的变化可以反映居民幸福感的变化。以中国2008年和2018年两次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通过分析个人属性和外界环境属性对时间利用方式的影响,以及时间利用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评估中国民生福祉改善情况。研究发现:十年间中国居民幸福感显著提高,人民福祉明显改善。就个人属性而言,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幸福感越高。就外界属性而言,人均学校数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医院数量的提升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加会降低居民的幸福感。从活动细分来看,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酬劳动、无偿家庭服务、睡觉与个人护理活动、用餐或其他饮食、大众媒体使用、休闲娱乐活动、健身锻炼活动上可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建议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提升交通出行效率,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农民工在打工地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大岗镇为例

在城镇购买住房是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的最终目标。通过对广州市番禺区大岗镇居住在出租屋里362名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房租、生活成本（不含房租）、居住人数、住房满意度等4项指标是影响农民工在打工地城镇购房计划的显著因素。房租越高,越愿意买房;生活成本越高,越不愿意买房;出租屋内居住的人数越多,越愿意买房;对出租屋的满意度越高,越不愿意买房。     

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

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到媒体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从社会公平感的视角探讨媒体使用和警察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为警察信任的文化解释路径提供新的启示.中介检验结果显示,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中国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低,进而降低了居民的警察信任;交互项检验结果表明,高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高,反之,低公平感的居民使用传统媒体的频率越高,警察信任水平越低.中国转型时期迎来互联网时代,媒体在报道警务资讯时应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构建有利于个体提升社会公平感的媒体环境;同时,发挥新媒体、传统媒体主流渠道的传播优势,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促进警察信任,维护和谐警民关系.     

沈阳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本文通过对沈阳市622名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沈阳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体验在心理健康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水平方面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社会信心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家庭氛围体验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沈阳市居民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不同。具体表现为,男性的心理健康体验与人际适应体验高于女性;青年与老年人有着更高的心理健康体验与心态平衡体验,中青年人的成长体验水平更高,老年人则具有较高的知足充裕体验;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相比,有着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体验。     

社会公平因素对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度数据为基础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公平性对居民的生活环境无限渗透,但对其影响效果的分析较为缺乏。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5）为基础,探讨主客观社会公平因素对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公平程度越高,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越高;主观公平因素比客观公平因素对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还显示：社会公平性对于城镇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程度比农村居民更大。在未来的工作中,需要分别从客观公平和主观公平方面去主动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同时应积极引导民众的主观认知,大力增加农村民生投入。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否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农民主观幸福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随机抽样调查获取的1 354个样本农户的数据,研究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2)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在参加专业培训的农民、45岁及以上户主家庭以及采用社交电商网销途径的家庭更为显著;(3)农村电子商务主要通过纵向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横向提升社会公平感来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其中,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感对参加专业培训的农民、45岁及以上户主家庭、采用大型平台电商网销途径的农户均具有正向中介效应;而社交电商网销路径主要通过提升社会公平感来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因此,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接入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机会;加大开展电子商务专业培训,发挥四大网销优势,重点发挥大型平台电商和社交电商网销途径的推动作用。     

国内住宅福利与住房保障研究

住宅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领域,通过对国内学者关于住宅福利和住房保障研究内容的梳理,发现当前我国关于住宅福利与住房保障研究大体来讲分为三个方面:对住宅权和居住公平的研究;对住房保障和住房改革的研究以及对住房政策体系的建构与政府角色的研究。借鉴国外关于住房保障与政策经验,吸收国内学者对住宅领域研究的丰富成果,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研究偏重与政策内涵,同时也发现掌握全面的住宅资料、厘清住宅福利与住房保障等概念对于提升居民住宅福利、促进住宅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性。     

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公平感知模型研究

在住房消费公平研究方面,传统研究过于强调社会层面的公平,较难深入反映微观个体的公平特征及基本要求。从住房消费的主体视角,首先建立起主体住房消费公平感知的四维度概念模型;然后基于长沙市516个有住房消费要求的样本开展探索性因素分析,生成具备投入公平感知、产出公平感知、环境公平感知和身份公平感知的四维度模型;然后进一步展开验证性分析,验证了四维度模型的有效性。针对所构建的模型,居民区域间流动水平对投入公平感知和产出公平感知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399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排序选择模型分析发现:农民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身体健康水平、性别、文化程度、住房条件、养老问题、村庄环境、邻里关系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农民健康状况、住房条件、村庄环境和邻里关系越好,文化程度、文体满意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度越高。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居民住房贷款规模快速扩张。家庭负债的不断上升不仅会降低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CFPS2018年调查问卷,实证检验了家庭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育意愿显著影响了家庭住房负债水平。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家庭住房负债水平越高,而意愿生育女孩数量与家庭住房负债不相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所导致,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的家庭,会配置价值越高的住房资产,进而导致家庭住房负债水平上升。生育意愿主要提升了家庭消费性住房资产配置,此时民间借贷成为主要借款渠道。意愿生育男孩数量对家庭住房负债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收入和资产水平的家庭中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小孩抚养比较高和户主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中更加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从法律层面对女性进行保护,在就业、收入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抑制家庭住房负债非理性上升。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基于CGSS2005数据,建立多层次模型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住房产权、人际交往、贫富分化、民主参与、政府服务、社会保障、矛盾纠纷等对居民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必须从上述各方面入手。     

成人学习者主观幸福感特征初探

主观幸福感是测评个体健康人格的一个重要指标,为有所侧重地对成人学习者进行人格教育,本研究对291位成人学习者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成人学习者在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以及具体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独生子女的消极情感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水平越高,成人学习者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父母的管教程度并未能造成成人学习者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不同学业成绩的成人学习者在总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具体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成绩越高者,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也越容易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