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禅宗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分期

本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思想史（或中国文化精神史）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先秦两汉。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时代课题是对礼乐传统和礼乐文化的思考,其间经历了从“制礼作乐”到“礼坏乐崩”再到“礼乐复兴”这样三个历史过程。这三个历史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儒学的草创、儒学与非儒学（墨、道、法、名等等）的斗争和儒学的独尊,因此无妨称之为“儒学时代”。第二个历史时期是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是玄学和玄学化佛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两晋士人,以谈玄为时尚;南朝皇族,以佞佛相标榜。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化的“般若…     

从“礼”的演进看先秦儒学史料编著的意识形态化取向

中国古代的“礼”具有自律的“道德性”、他律的“法定性”、信仰和神圣的“宗教性”三大基本属性，它是传统的栽体，又是与传统对应的开放系统。先秦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取向与先秦儒家所编著的系列史料有一种承继关系，《论语》仁礼互释的“圣王”理想、《孟子》倡导“仁政”的“内圣”追求、《荀子》“隆礼重法”的“外王”设计，其间贯穿着编著者们一个统一于无意识状态下的共同话语取向：向国家意识形态的逼近。这也使儒学在政治向度上成为一种制度化存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如果能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成功融合，将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编者的话

“非意识形态化”和“重新意识形态化”是近三十年来先后在西方流行的两股思潮。五十年代中期,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鉴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认为在现代工业发达的社会内,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已经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阶级冲突已趋消失,阶级斗争亦不复存在,因而为捍卫某一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使命也趋于没落。“非意识形态化”的炮制者们表面上宣扬一切“总体的意识形态”的没落,实际上     

社会意识形态本质二重性初探

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关于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涉及到许多方面,而如何理解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则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进而对意识形态化和非意识形态化两种思潮的本质进行剖析。社会意识形态概念的涵义有一个历史的演化过程。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使用过“意识形态”概念,但这个概念并非由他们首创。法国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于1796年最早提出“意识形态”概念,本义是指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观念学”。在特拉西看来,“意识形态”属于认识论范畴,它是区别于感觉的一种理性认识。不     

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转向

“去意识形态化”是当代资产阶级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而采取的意识形态新策略,其实质就是为了资本利润而隐藏其政治取向。消费主义由于其消融一切差异的齐一化特征及其与资本逻辑的高度一致性,成为资产阶级“去意识形态化”的必然选择。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转向即由外在灌输转向主体想象,由意识形态转向意象形态,由观念上层建筑转向民间大众意识,由公开权威转向匿名权威。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论两汉的“游敖子弟”

两汉的“游敖子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权贵子弟，代表了两汉游侠社会中一个特殊的任侠群体。“游敖子弟”的任侠之行，给闾里社会的“治”与“安”造成了消极影响，然而他们却成长为专制社会的统治基础。本文试图以“游敖子弟”的性质、社会根源以及归宿等为切入点，来认识两汉时期这类特殊社会群体。     

论全球化与网络化视域下的再意识形态化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特定传统价值环境的产物,而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视域下,意识形态的形成主体、场域、路径和载体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对全球化和网络化下的意识形态进行考量可以发现,意识形态是一定的主体在一定时期的一种特定的价值观表达。新时期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和新的特点,亦即再意识形态化场域的虚拟-开放性、生存的共生-竞争性、主体的平等-隐蔽性、走向的同质-未完成性,其实质就是人类对自己的价值观在新的价值环境下的一种重构。     

西汉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影响

［摘要］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成功改造儒学,并将之发展成为非常适合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通过官方的大力倡导,实现了先秦儒学从思想学说到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整个社会儒学化氛围越来越浓厚。随着儒学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儒家倡导和主张的“大一统”民族观日渐成为各族人民共同遵奉和信守的政治理念,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也为中华大地“五方之民”所共同维护。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时期的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正式确立和发展意义非凡。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必然性探赜

新自由主义从经济思潮源起,最终转化成意识形态体系,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既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更代表着垄断资本的利益诉求。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研究工具,分析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及其必然性,可以看出这种意识形态代表的是国际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认清这一本质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中国传统领导思想中的青天意识

青天意识产生于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本质上是皇权意识的一种补充,但青天式人物客观上为百姓做了好事.社会制度的变迁为青天意识的清除创造了条件,但这种变化要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现实社会中的青天人物与历史人物相比,其实质、特点及命运是大相径庭的.对传统的青天意识的反思,有助于对现实的领导者的选用与评判标准的把握,但过分强化这种意识,则对社会的法治建设不利.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简论

通过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分析,认为他以儒家宗法为核心,兼融道家、法家的一些理论,提出了反"任刑"、坚持儒法一体、提倡"均富"、"教化"等变法思想和主张,并倡导要统一当时的法律思想。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起到了确定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一些基本原则的作用。     

也谈对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建构和谐社会向度下的思考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依良法而治更是实现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刑讯逼供行为古已有之,且大有屡禁不止的趋势。造成刑讯逼供行为泛滥的原因林林总总,但是与刑事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无关系。以侦查程序构造为视角,分析侦查程序构造的缺陷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通过对侦查程序构造的重构来实现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     

略论儒学的演绎与中国传统文化

产生于春秋大变革时代的儒学在汉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为什么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文章从儒学的演进脉络上考察其包容性、主体性和不断更新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儒学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辐射力和生命力.     

论法治进程中的守法因素

法治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法律在社会中具有最高的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普遍的遵守和服从。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充分发挥法律对合法权益的保障作用,从而使人们形成那种发自内心对法律的信仰和崇敬,并把法律内化为自身行为的准则,形成守法的氛围。自觉自愿的守法符合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法治社会中理想的守法状态就是在政府守法的榜样之下,民众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     

“女书”与江永“女性社会”内在关系解析

明清时期推行理学、实行女性教化,原有的自由平等的女性伦理道德被官方理学替代,江永一带的女性出现了明显的性别意识,形成了封闭的女性社会。"女书"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成为这个女性社会的交流工具并具有了女性特征,其存在发展与女性社会息息相关。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儒学如何进一步走向世界

从文化交流的观点来看,应该把儒学当作一个动态的思想体系,用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儒学的发展,不断地吸收外部的思想文化因素,儒学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是灵与肉的结合,融合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双向互动,多元融和型儒学的形成,必须以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为基础;当代儒学可以在人天关系(人与自然)、人人关系(人与社会)、人自身灵与肉的关系3个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使儒学为我们所用,改变我们今天的社会,使社会更稳定。儒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排斥,而是融和,通过交流,把儒家文化进一步推向世界。     

鲁国社会与孔子学说互动研究

周公在周初有杰出的贡献和特殊地位,其封国不仅是诸侯“班长”,而且也是宗周礼乐文化在东方的样板。至‘呀乙坏乐崩”的春秋时期,鲁国仍有着‘礼仪之邦”的美誉,再加上具备春秋社会的复杂特点,堪称诸侯国的典型缩影。自幼“学而不厌’的孔子既‘好学”,又自觉担当拯救社会时弊的使命。由‘好学’到‘博学’;由‘（博学”到‘嗨人’,孔子为早期儒学奠定规模。而孔子学说与鲁国社会的关系可以用“互动”来概括：一方面鲁国社会滋养、检验了孔子学说,成为直接源头;另一方面孔子学说巩固了鲁国‘呀L仪之邦”的地位,赋予其代表中国精英文化“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符号,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试论汉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例

汉文化,是指两汉时期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典章制度价值观念等。汉文化自形成以后便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儒术"的内容涉及个人修养和治国理念,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儒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涉及社会生活多个方面,只有全面贯彻,不可顾此失彼,才能取得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儒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有生命的学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作为国学应继承发扬并光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