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吴郡陆氏的文化转型

运用文献分析方法,考查唐代吴郡陆氏家族的文化发展历程,认为六朝兼擅经学与文学的陆氏,唐代前期以经学为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玄宗朝开始渐重文学,中唐以后在继续保有经学优势的基础上,文学修养大为提高,对仕进意义重大。陆氏家族文化结构的转变伴随着内容与风格的转变,经学从章句、记诵之学转为义理之学,文学则更重现实功利性。文化结构的转变与家族政治地位相关,而内容与风格的转变与家族文化的功能转变相关。     

宋代眉山苏氏家法试探

以文学、政事彰显于史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在传统宗族社会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有影响的贡献.眉山苏氏家族重视宗法礼制教育,素有孝友传统,其族人多忠信孝友、乐善好施,形成代代相承的苏氏孝友家法,传递着两宋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共识,对苏氏子孙的发展与家族的昌隆是一个积极的推动.     

论《神圣家族》中的唯物史观萌芽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转变,第二次是从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在对后一转变的研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普遍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萌芽所在.事实上,<神圣家族>已显露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萌芽,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是在<神圣家族>萌芽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初步表述.     

十八世书香的岭南黄氏“文化世家“

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存在的“文化世家”现象,并从此“文化世家”的角度研究了岭南历史上延续最久,影响深远的香山黄氏世家。黄氏“文化世家”中产生黄畿、黄佐、黄培芳、黄佛颐等文人学士,其中黄佐是明代岭南著名的大学者,于史学、文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与丘溶、陈献章并称明代岭南三大学者。黄培芳是清中叶岭南著名的学者、教育家。黄佛颐是清末民初广东有贡献的地方文献学者。黄氏家族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代海宁查氏家族的母教特征与文学意义

母教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社会家庭普遍重视母教。清代海宁查氏家族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家族女性多受到良好教育,学养较高。家族中诸多优秀的母亲或是助夫教子,或是在夫亡后身兼严慈课子读书,努力从道德和学业两方面对后代进行教化。海宁查氏家族母教不仅对家族文学的传承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且对家族的诗学观念和创作手法也有所影响,对海宁查氏文化世家的兴盛有重要贡献,其文学意义不可忽视。     

西汉楚元王家族学术文化传统探论

西汉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始自刘交,终于刘向刘歆,代代相传,历久不断,对汉代政治、学术的影响深刻巨大.楚元王家族在学术文化上的突出之处,在于积极崇尚经学的前提下又有着多元的学术取向.刘向刘歆父子的治学道路,深受家族传统的影响,逐步并出色地完成了西汉后期以今文经学为主导,融会诸子百家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推动了古文经学派的显著发展.楚元王家族总体的学术倾向,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汉学术文化的变迁.另一方面,楚元王家族身为宗室,又深深介入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斗争,从而形成学政结合的特点,以学辅主的强烈政治色彩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惊人影响力.综观整个西汉学术大势,与其他盛极中绝或无以为继的藩王学术相较而言,楚元王家族堪称西汉学术文化第一世家.     

论西汉的文学家庭

因为文化和文学的积累,统治者的提倡和爱好等便利的条件,西汉文学在帝王和官僚家庭发生、发展,文学家庭产生了。西汉文学家庭成熟早,历时久,差异大,成就高。西汉文学家庭由父子传承文体和题材。     

中文系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室立成

中文系以先秦两汉文学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研究机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室于1982年4月成立。研究室将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结合先秦两汉文学的实际状况,全面地辑存和整理专业的文献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对先秦两汉文学的专书、专集、专论、作家、作品,文学思想和文学史的课题,进行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同时学习并研究国内各兄弟民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于西汉,定型于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金代西京刘氏家族文化特征论

金代西京为辽金时期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影响。西京又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区,既有少数民族性格纯朴豪放,又有中原家族重视读书教育的多元特征。西京刘氏家族秉持地域文化传统,耕读传家、崇儒重教,对金代科举文化、理学传播、史学传承、文学创作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刘氏联姻家族也表现出重科举、重文学、重操守、重吏能的地域文化特色,在金代士大夫阶层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

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宠用辞赋之士，招致了朝臣的激烈谏议，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是汉末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历来学者虽有论及此事，但缺少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从汉代文学与儒学的复杂关系入手，展示鸿都门学的设立在学术上多方面的背景；然后通过分析汉代选举制度的常规，指出激发“鸿都门学事件”之深层原因在于触动汉代以德行儒术为内容、以乡举里选为规范的人才选举制度。论文还认为鸿都门学事件与党锢事件联系在一起，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衣冠大族与单家寒门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有内在的关系。论文的写作目的也在于通过鸿都门学士事件的考论，展示汉代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汉末文学的发展态势及其所处的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喻世明言》中的关中方言词语举要解析

周秦时代的雅言、西汉时期的通语、隋唐时候的官话,都是以当时都城的所在地关中地区的语音、语汇、语法为标准的。而雅言、通语、官话是当时的共同语。关中方言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几个朝代的准普通话。所以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都是用关中方言撰写的。因此,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保留了大量的关中方言的语音、词语、语法。明代小说《喻世明言》也不例外,对《喻世明言》里所能够见到的关中方言词语予以解析,以说明关中方言对古代汉语词语的传承特点。     

汉代养生思潮、经学诗教与汉乐府

汉代养生思潮提倡"固精保气",反对情感的抒发;儒家经学诗教主张诗歌的中和美,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卫生观念和官方诗学批评模式造成了汉代文学抒情式微而叙事发达的态势。汉乐府中情感的流露非常隐蔽,但也凭借"歌"的身份取得了抒情特权;新声俗乐的重"情"特质又促使官方罢乐府,这反过来为歌诗的抒情创造了条件;可惜诗尊歌贱,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     

汉代短书:先秦两汉小说概念的联结点

小说在先秦时期只是一个普通的词语概念,发展至两汉时期则变成了目录学上的分类概念。汉代短书在这一重大的转变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短书本是客观的文字载体,但在汉代儒家文化环境中,它又与尊贵的"长书"相对,具有类似于先秦小说的文化含义,因此,汉代短书能够使先秦小说一词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小说的物质载体联结起来。这种联结在经典目录学著作《汉志》小说家类目中得到固定,从而完成中国早期小说概念的重大转变。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明清关中理学与文学

明清理学与文学的论争主要基于世道人心与文学表达方式能否实现“传道”的功能以及传道应该借助的途径和手段。明代关中士人,诸如李梦阳和康海等人尽管以诗文见长,但都是在理学环境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士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传统持有相同观点。清初关中士人基于家国情怀,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他们出于对世道人心的焦虑,大都对文学中非理学的成分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