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

嘉道之际,兴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在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原有汉学不发达的地区却呈现局部上升的趋势。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就反映了这点。当时福建境内社会危机加剧,促使福建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在传统士人眼里,社会风俗的变化与学术人心的改变紧密相关。于是反思学术人心成为扭转危机的重要途径。陈寿祺等人通过改革作为福建书院教育中心的鳌峰书院,促使福建的学风发生了变化,在福建兴起崇经致用的新学风。同时,陈寿祺所倡导的学风也体现了注重经世致用、汉宋学并重等嘉道以后的汉学新风气。     

陈澧与《肇庆修志章程》

陈澧（1810-1882年）是清代中后期岭南著名朴学学者，其为学深受汉学“殿军”阮元的影响，主张调和汉宋学之争。他还在方志学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拟订了《肇庆修志章程》，将朴学学风贯穿其中。同时，该章程又吸收了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撰著派”修志理论与方法，因此具有调和、融通的色彩。     

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

陈澧是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汉学,中年以后论学不分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论阮元经世致用思想的学术特色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深受汉学皖派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为学扬汉抑宋,注重“实事求是”,但他没有仅仅满足于做书斋式学问,而是主张学以致用。他不仅通过训诂方法将儒学若干核心概念如“格物”、“一贯”等解为“实事”、“实行”,阐明“圣贤之道,无非实践”,而且将学术有机地运用到实际政务之中,使其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显著的学术特色。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论陈澧之原因析论

陈澧作为一个讲学著述终老的普通经生,在学术史上并没有像康有为等人能在晚清思想界留有重要轨迹,而钱穆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陈澧单列一章,并且致以＂拳拳向往之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陈澧所处的时代与钱穆相似,即他们都处于学风转变的特殊时代;另一方面是缘于钱穆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陈澧对于新学风的提倡而颇合钱穆＂求人才,转世运＂的殷切之望。     

致力于恢复经学传统的陈澧与朱一新

陈澧与朱一新是晚清的著名学者。他们会通汉宋学术,实是以朱熹学说来改造汉学:他们对公羊学和诸子学的理解虽未能翻出传统经师只注重儒家道德理想的单一阐发的旧模式,但都同属传统经学在其走向穷途末路情况下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拯救;他们提倡通经致用,则是继承了清初以来学界的经世精神。总之,他们是力图恢复经学传统。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经学传统和经世学风的历史走向。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从汉学主义到间在对话论

“汉学主义”讨论有众多学者参与，但以周宁和顾明栋最具代表性。国内学人往往注意到两者理论的相同层面，却鲜见对二人观点之区别做出深入的辨析。实际上，基于对“汉学”概念理解的不同，周宁版本的“汉学主义”基本是对西方汉学研究领域内“汉学主义”现象的展示与批评，兼及对于中国学界盲从西方理论的批判。而顾明栋版本所提出的作为理论范式的“汉学主义”则将一种原本局限于汉学研究领域内的文化现象“超拔”为一种中西文化交互关系的普遍范型。然则顾著的做法却使得其自身的理论建构出现了一种内在危机。这一危机一方面证明作为异质文明对话模式的汉学主义范式的失效，而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一种对于新型对话模式的需要。     

费密对理学“道统”论的批判

费密(1625—1701),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县人。费密承其家学,毕生研究经、史,著有《弘道书》、《尚书说》、《史记补笺》等。晚年定居泰州,与万斯同、万斯大、阎若璩、钱谦益等往来,“纵横经史”,学问圈内的人皆“推服其经术文章”。然而他的著述大部分“湮晦罕传”,终致“三百年来几乎没人知道”,诚为可惜。 费密生活于明末清初,其时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六、七百年的宋明理学已江河日下,成为思想界众矢之的。王夫之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批判、改造了理学诸多范畴和命题,建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终结了理学;黄宗羲等人侧重政治问题,痛斥了理学所维护、所美化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顾炎武等人则以宏扬汉学、倡导训诂考据,来否定理学“发明义理”的治经路数,挽救理学“空谈义理”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危机。费密推崇汉学与顾炎武接近,然他的特色在于集中全力攻击理学的所谓“道统”论。     

刘蓉学术思想述评

刘蓉是湘军集团的元老之一,以才学抱负素著声名。他治学以程朱为归,力排汉学之穿凿,亦不取陆王之禅悟。由于尊奉程朱理学,他进而崇尚礼学,倡导礼治。其学术思想宏扬了湖湘学风,促进了咸同年间程朱理学的复兴,也对晚清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科学宗教互为表里,新说传入已为旧知——试论丁韪良在《尚贤堂（新学）月报》上的文章

戊戌变法时期,时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办了《尚贤堂（新学）月报》,通过寓言和新闻报道,发表了对中国改革变法的建议,同时也向中国人介绍了一系列西方科学知识。本文通过将这些内容与丁韪良以往著作相比较,发现＂科学知识＂大部分出自于他二三十年前的出版物中,不但在知识更新上表现出滞后性,而且杂糅着宗教思想,最终这些出于宣教目的的文化和政治建议未能引起读者的关注,故而《尚贤堂（新学）月报》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影响甚微。     

陈献章哲学的“变易”论说

以“心学”为标识的陈献章哲学,并不排斥气学的蕴涵。天地人物无不在变化流行之中,气化和变易的观点是陈献章哲学的重要内容。他就特定“云潭”发论的动体静用说,也具有一般性的以动为体的意义。动者有形而虚本未形,人需要从静、虚或“无物处”入手,在未变未形时下功夫便能有所收获。心、理、气等诸范畴之间需要统筹起来进行考量。“学宗自然”重在无意而任心。变易观点落实于人事,带来的是修养活动的刚健不息。     

论檀道鸾的文学“三元(源)”论

在专记东晋中、晚期编年史的《续晋阳秋》中,檀道鸾将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置评。他率先把"独尊"的儒学经典《诗经》与楚辞、前秦百家之言并列,提出了中国文学"体则《诗》《骚》,傍综百家"的"三元"论,并以此"三元"标准评论汉代"赋颂"、建安诗歌和西晋末年诗作。在评价两晋文学时,檀道鸾强调"庄、老"影响下产生的玄学及"玄胜之谈"对两晋道佛文学流变的重要影响。檀道鸾的文学流变史观,显现了南北分裂时期学思活跃、文人反思文化历史、重新界定文学源头的历史现实以及檀氏所历地域文化、家风传统、个人倾向互动等对其文史评论的影响。檀道鸾文学评论的自觉观点,是西晋虞挚的《文章流别论》,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评论之间的重要环节。     

陶渊明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与学习

阮籍及其《咏怀》诗对陶渊明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可作为阮籍《咏怀》诗接受史研究的一部分。     

陈亮词论的内涵及其在龙川词中的反映

与传统＂诗重于词＂的文学观不同,陈亮更加注重词的创作。他推崇＂花间妙语欲无诗＂的理念,执著于词＂立意精稳,造语平熟,始不刺人眼目＂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近拍词的具体填词方式,要求词能够＂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谭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在语言形式和义理贯注方面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深刻体现了其词论＂立意精稳,造语平熟＂的特点。陈亮词论的内在精神与其＂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的理学思想是一致的。     

铭贤精神的历史演进与内涵发展

山西铭贤学校是民国时期私立学校的典范,其44年办学过程中蕴育了独特的铭贤精神。铭贤精神是随着铭贤学校的历史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在"学以事人"校训的引导下,其内涵以学以事人精神为核心,衍生出真知力行精神与重农事农精神。三种精神作为整体即为铭贤精神,它激励铭贤学子扎根农村、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令铭贤学校"学以事人"校训寄寓的理想,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     

卞之琳翻译理论探析

卞之琳是活跃在我国文坛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建国以后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是我国重要的莎学学者和诗歌翻译理论家,在中国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对翻译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翻译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对卞之琳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他在翻译理论上提倡的＂以诗译诗＂,＂信、似、译＂,＂亦步...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父权缺失与李大钊现代思想的确立

在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历史链条中,父权的缺失对李大钊现代思想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家庭内部关系来看,父权缺失对李大钊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方面砥砺了李大钊百折不挠的人生追求;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李大钊的个性解放。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看,李大钊之所以能够确立现代思想,既与他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有关,又与其所接受的西学有关。李大钊既传承了“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又汲取了西方科学与民主的现代精神,这使其把人生理想与社会担当有机地对接起来,最终确立了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