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探索

近20年来,美国史学已分裂成为好几门分支学科,其分裂之明显确实使人们感到,研讨美国史学领域的状况已变得无意义。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是史料信息的激增和爆炸,特别是表现在社会史方面。60年代关于奴隶制度历史的学术讨论促使史学家采取同样富有想象力的探索精神,去研究城市史、黑人史、奇加诺人史、印地安人史、移民史、家庭史和妇女史,甚至试图以此来改革经济史和政治史。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各种群体和各种主体突然间变得很显眼,研究     

二战后年鉴派社会史研究片论

在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几大流派中,法国年鉴学派影响最大。该学派以社会史、经济史为发展方向,其中社会史的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逐渐发展壮大并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从社会经济史到心态史、政治史,从计量方法的使用到叙事史的复兴,年鉴派的社会史不拘一格,却不断引领史学潮流的发展。年鉴派社会史在二战后的成就,说明社会史主要是一种研究思想和视角,而非僵化的概念和体系。     

深入研究与通俗表达:何兹全先生史学述略

何兹全先生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大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其"魏晋封建说(汉魏封建说)",这一学说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其史学研究领域广泛,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和汉唐兵制研究。此外,还有中国文化史。何先生用力最多最深、研究成果甚大的是中国中世纪社会经济史;寺院经济研究和兵制史研究,是其首创,也是其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两翼: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畴,研究兵制也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在长期潜心于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其对中国文化的根源、走向、主流、未来等问题的思考也是着实深刻。     

经济史与社会史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清代四川竹枝词中的农业图景

竹枝词之于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已不言而喻。清代四川竹枝词的创作进入高峰期,筛选其中与农业相关的作品对研究四川农业史很有意义,文章从水田、旱地及农村日常生活三方面入手,以竹枝词为主要史料来源,勾勒出了三幅清代四川的农业图景,以期加深对四川农业文化史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主要涉及洞庭湖区历史演变与环境变迁及灾荒史、社会构成、农业经济、手工业、市场网络、金融及赋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有研究在时间段限上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在内容上以有关洞庭湖区历史演变、洪涝灾害及其治理和粮食生产方面的成果居多，学术视角比较单一，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因此，应突破单纯的经济或社会层面，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注意纵向和横向比较；深入挖掘史料，以促进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本文认为,社会史既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学的边缘学科;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中国社会史的断代史;中国近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由四大子系统构成,即社会过程、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的调节与控制,各系统又有自己的组成要素,由此构成一个系统网络,从而架构起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科体系。此外,本文还就社会史与社会学、农民学、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发挥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社会功能等提出自己的见解     

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催生和形塑

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正式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出两种经济史路向:一种是直接源自论战、以理论为主导、以宏观通论为特征的经济史;一种是扭转论战方向、以史料为基石、以专题研究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史.第一种路向使经济史后来居上、地位迅速攀升;第二种路向真正使经济史研究步入正轨.中国经济史研究驶入专业化轨道而日益发达,终于附庸蔚为大国,实由食货派导其先路.在论战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已经形成.此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超越了传统的食货之学,呈现出"社会经济史"的形态,不同于单纯的社会史或经济史,而是一种具有总体视野或通史眼光的经济史.     

山大学人：行龙教授

行龙,1958年11月出生,山西新绛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山西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山西省首批青年学科带头人,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史学会理事,山西省历史学会会长,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会人口历史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三十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食货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形成的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食货派形成以陶希圣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队伍,注重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专题史料,并以此基础,在寺院经济史等方面开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中国当代社会史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门专史，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的接续，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以往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占据了研究主流，研究时段大多停留在1949年前。中国的巨变，不仅反映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以及日渐强大的国防和外交领域，更实实在在地反映在社会领域。如何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框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涉及面广、内容多，但核心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三大部分。     

徽州谱牒述略

本文论述了徽州谱牒的产生和发展;徽州谱牒的收藏现状、特点、价值。总结了近年来诸多学者利用徽州谱牒对徽州宗族史和家庭史、人口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并对徽州谱牒的整理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热点与前沿演化趋势研究

文章通过应用CiteSpace对1986—2018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2238篇研究性资料进行了文献计量研究,分析了1986年以来我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领域以及前沿问题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近现代经济史、明清经济史和两宋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断代,农村农业、经济体制与商业管理是经济史的重点内容,江南地区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前沿。不同阶段的经济史研究热点有所差异,1986至20世纪90年代,生产方式、生产力、剥削阶级、资本主义等是该阶段的研究热点话题;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商人、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企业与企业管理等方面;21世纪初以后,研究的重心则在企业管理、商品流通、工业化等领域。      

陶希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转向

大革命失败后,人们以社会经济史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现象的发展、探讨社会的形态及其变迁的新趋向,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迅速兴起.然而,在社会史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重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的倾向明显,一度陷入“谩骂式”政论.在反思社会史论战的过程中,在理论与材料关系方面,人们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陶希圣也积极倡导搜集史料,主张史料与理论并重,掀起了所谓的“食货运动”.     

近20年来明清广告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

概述了近20年来明清广告史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并由此梳理出不同学科明清广告史研究的特点.在对明清广告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研究特点进行简要概括的基础上,通过反思明清广告史研究的现状,认为此前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这一时期广告发展的表征上,缺乏对于明清广告发展的实证研究,研究成果相对抽象、空泛.研究者可以在明清广告与明清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区域比较、广告个案、广告人物以及广告理念等方面有所突破.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解释学--以地权分配为透视点

在以往有关中国乡村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两个最大的误区,那就是狭隘的学科本位观对社会历史的碎割化,及历史学科学化的追求导致人的历史主体性的丧失.前者以"圈地"方式将乡村史分割为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法制史等专门史领域,从而损害了呈全息景观的乡村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因此,由单一论域走向多维视野,才能够全方位地认识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后者则制造了乡村"无人区",其文本使人只能看到概念的逻辑演进和史料的机械堆积,而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却不见了.究其原因,乃在研究者丢掉了人本主义理念,缺少对农民的人文关怀.故只有贴近农民,才能真正地理解农民,真正建立起对乡村社会历史的合理解释.在此,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方法和传统史学的人文化书写方式很值得借鉴.走出上述两大误区,也正是要寻求史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结合.     

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

徐畅博士新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以下简称“徐著”)已经由齐鲁书社于2005年8月出版。该书运用农村金融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及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大量具体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托,探析了该时期农村金融的形式、制度模式、政策措施及其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互动。因此该书的面世应被视作是民国金融史、经济史研究的突破之作。农村问题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焦点。当时空前的农村经济危机造成了城市工商凋敝、财政恐慌、农民运动、社会动荡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出现,向为人们漠视的农村骤然…     

2003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2003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融合成为主流;二,区域经济比较研究得到加强;三,研究细分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四,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受到重视。文章对此进行了全面阐述。     

质的研究与农村教育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民,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发展农村教育,优化农村文化,提高农民素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农村教育在"量的研究"中不断发展进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和农村教育的推进,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促使人们对过去侧重于以量的研究发展农村教育的范式加以反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要求以"质的研究"为核心原则发展我国农村教育事业。     

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20年学术经历之检讨

文章回顾了二十多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从中国近代人口史到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从书斋和图书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研究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