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有层出不穷、灿若群星的历史学家，他们视治虫为名山事业，世代相承、执著追求，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籍，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良的史学传统。对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古今学者多有论述。笔者对此也略有探讨，现将自己的粗浅体会整理成文，呈给学人，以为共勉，并求教正。中国古代史学有数千年发展史，积淀下来的史学传统丰富而复杂。在诸多传统中属于优良的部分究竟有哪些？笔者管见，以为就古代史家治史的道德品质和学术精神而言，其优良传统主要有“推义之求”、“换而不舍”、“博学强识”、“著述成家”、“据事直书”…     

中西传统史学略论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西方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惊叹道:“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从文化历史溯源,中国史学不仅是古代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显学”,而且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之最深渊薮。如果说在古代社会,西方世界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哲学和宗教文化,那么中国精神文化的最大载体则是史学文化。因此这是东西方精神文化的巨大差异现象之一。     

论古代小说批评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崇实黜虚的民族特征,表现在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接受史学“实录”意识的历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论古代小说批评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崇实黜虚的民族特征，表现在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接受史学“实录”意识的历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史通》理论体系的结构和逻辑

从刘知几的撰述动机和《史通》的内容结构两方面分析,《史通》存在一个相当博大严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求鉴”,是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派生出“求实录”和“扬名教”两大主干,分别去评骘史制、史家、史书、史评这样四类史学基本问题,在理论展开过程中,显示出“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四种基本评论方式,以“理”为体系的逻辑终点。《史通》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而且也是整个古代中世纪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史通》理论体系的探索,证明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未发展富批评性史学”的论断是错误的。本文观点原出自作者博士论文,因屡被摘抄,特此完整阐示。     

鉴戒史观散论

在中国古代史学自身的发展中,曾经形成过神意史观、循环史观、英雄史观、鉴戒史观、进化史观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其中,鉴戒史观历时弥久,几乎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中心内容。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核心问题。“只有当我们能够提出一个确定的史观时,历史才能得到一贯性。”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对鉴戒史观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一、鉴戒史观:古代史家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基本估价。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与估价,是我国古代史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     

刘知几对史学批评的反思

刘知几是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大师。他对于初唐以前的史书、史家、史制和史体等等,均作了系统的批评,其成就之大,世所公认。刘氏之所以对史学批评进行反思,是由于史学批评中存在的严重缺陷深深触动了他,诸如“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文饰其非”,“无其文而有其说”;①“各自弹射,递相疮痏”,“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②等等。这种批评上的谬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③所以刘氏在进行史学批评的同时,也格外关注到史学批评的自我批判。     

布衣修史：晚明史学的一叶扁舟

史学的官方性格与民间性格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反映史学民间性格的布衣修史现象就是一个重要表征,以官方与民间双重视野来省视这一矛盾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的理解。在唐宋以降平民化趋势加剧的历史背景下,晚明布衣阶层话语权势增强。这有力地冲击了僵化的社会结构、没落的等级秩序和腐朽的身份体制,并深刻地波及史学领域。晚明时代,布衣寒士不仅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历史创造,还饱满激情地致力于历史书写。“史在布衣”现象成为晚明史学平民化的标志,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由“官史”向“民史”的演进,在数千年来中国史学的辩证实践中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论王充的史学功能观

王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史学的功能有自己的见解,认识到史学对社会、国家、人生修养等都有重要作用。他不仅提出了对《春秋》褒贬功能的看法,认识到史学的主要功用在于“载人之行,传人之名”,达到“惩恶劝善”,提出撰写史书要如实记载;而且认识到发挥这一功用必须注意方式方法;还说明了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强调史学要有益于国,可补于化。这些理论成就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