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

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是一部文学杰作,也是一座思想丰碑.它是“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是赫尔岑个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历史的写照;它是对19世纪中期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形象再现,揭示了“思想”在俄国成为一种“力量”的历史场景;它也是赫尔岑本人思想一个集大成式的表达.《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还有待我们去作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     

评《金瓶梅》的续书《隔帘花影》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有影响的作品。它问世以来,不仅在国内被不断传抄、翻刻、评点,形成了“第一奇书本”和“词话本”两个系统,而且被翻译成英、法、俄、日、匈、越、蒙、拉丁、瑞典、芬兰等文字,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它不仅为后来的许多小说所取法,被改编成戏曲、弹词、俗曲广为传唱,而且出现了多种续书。诸如《玉娇李》、《续金瓶梅》、《隔帘花影》、《金屋梦》等等。     

论凌濛初《南音三籁》的审美指归

凌初的《南音三籁》积极倡导戏曲创作的语言本色、情感率真与音律自然,反映了凌氏所崇尚的以“本色”、“自然”为贵的戏曲审美指归,其间濡染着浓烈的时代气息,又蕴藉着有价值的文学批判精神。     

关于现实主义基本特征的辨正

创作方法这个概念,自从提出以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文坛上和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关于现实主义基本特征的归纳,就是其中之一。现实主义的特征,现在我国文学理论的教材中都把它归纳成两点:一是客观地描写现实,二是要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本质,塑造出典型。例如《文学的基本原理》中就这样说:“现实主义的作品据以反映生活,构成形象的原则的共同特点,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它的另一个根本特点是“对生活进行广泛的概括,塑造出典型形象,对叙事作品来说,就是要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则这样写道:现实主义     

滨江梦华录：论《远东报》、《滨江时报》的戏曲史料价值

本文从《远东报》（1910-1921）、《滨江时报》（1921-1931）中钩稽出反映清末民初东北商业重镇哈尔滨戏曲活动的史料,这些戏曲史料主要具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描绘了清末民初哈尔滨戏曲活动的繁华盛景;二是呈现了哈埠戏曲百家杂糅、崇尚武戏、尖新风趣的个性特征;三是反映了官方和知识精英阶层追求的“教化”功能与戏园大众追求的“娱乐”功能的矛盾.这些戏曲史料对考察清末民初哈尔滨戏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戏曲特征再认识--质疑《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中国戏曲》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把地方戏特征看作全部戏曲的特征,混淆了戏曲发展的文学阶段与非文学阶段的区别。元杂剧、明清传奇和欧洲传统戏剧都是文学的戏剧,地方戏是表演的戏剧。应以“舞台艺术语言”的概念取代地方戏研究中“程式”的概念。欧洲传统戏剧主要是情节的艺术,包括地方戏在内的古典戏曲则主要是语言的艺术。     

筚路蓝缕,功不可没——读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札记

王国维写于一九一二年的《宋元戏曲考》(以下简称《戏曲考》),是他前七篇戏曲论著(《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馀谈》、《古剧脚色考》)的概括和总结。在《戏曲考》里,他以惊人的敏锐的眼力和超越常人的胆量,把素来被认为“文格卑俗”的戏曲提到了一代文学的位置;他从研究戏曲自身的规律出发,钩赜索隐,初步为我们理清了一条中国古典戏曲发展的脉胳;并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在     

“意象”说替代“形象”说之我见

“形象认识”说，“表现情感”说，“虚构想象”说，都是以偏概全的文艺观，唯有“审美反映”说才能科学地反映文艺的本质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形象”、“意象”只是概括再现文学和表现文学本质特征的两个平行范畴，但根据“审美反映”说、“审美情感”说对“意象”进行一番“革新”，则可以替代“形象”，让它作为文艺学的核心范畴。     

从乡土文学看新疆当代文学

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小说写作的主流也是以乡土小说为主。 “五四”以来至1979年,农村小说所构建的形象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对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有一个再确认的过程,曾经被否定的世界文学经典重新被认同。9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的《白鹿原》、《受活》、《白豆》、《秦腔》、《空山》等长篇小说,     

“通变”中的《牡丹亭》——在东南大学戏曲名家昆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传奇《牡丹亭》是汤显祖根据前人的笔记、话本所提供的素材重新创作而成;它之所以能以昆腔演出,则得力于叶堂对宜黄腔的改制。可以说,传奇《牡丹亭》是文学、戏曲“通变”的产物。目前出现不同的演出本,正表明《牡丹亭》仍与时俱进地处于“通变”之中;也只有如此,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方能在不断的流传中趋向繁荣。     

论宋夏战争对北宋后期词风的影响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影响了北宋词的发展。宋夏战争至北宋后期虽然接近尾声,但战争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主战与主和所引发的严酷党争,深刻影响了词人的人格心态与创作心理。在宋夏战争的现实背景下,北宋后期词在创作主题及艺术形式上均发生了明显转变,侧重以闺情离怨承载苍凉绮怨的悲情体验。对宋夏战争与北宋后期词风转变的揭示,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民族关系格局与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水书起源时代试探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重对水书中类汉字与汉字的形体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水书中类汉字大致产生于唐中晚期至宋代,是在短期内形成的,类汉字的形成标志着水书的形成。与此同时,本文还从水书用字、造字原理和文献记载等方面作了进一步论述。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在宋代韩学中的地位与价值

宋代魏仲举所编的<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虽非出自专家之手,难以全面地总结宋代韩学的成就,但它仍是宋代韩学的的渊薮,其价值不容低估.<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集注、集评、校勘等方面.它在校勘方面略显薄弱,但其集注、集评却价值极高.<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中引用到的主要注家、注本虽大多已经失传,但其基本的面貌、格局、风格等都可以据它进行勾勒.集评中所保存的大量资料,其文献、文化、文学价值也都弥足珍贵.     

理智·感情·性欲——唐人传奇与宋元话本若干女性形象谈片

唐宋小说作品中多描写爱情之作,但唐人传奇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形象都是在理智与情感之问徘徊,而宋元话本中的女性则更多地在感情与性欲的旋涡中浮沉。分析两个时代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巨大差异,我们会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于中同古代文学的影响有了更深的理解。     

文言小说标目对古典小说回目的催生

文言小说的通俗化引起了文言小说标目方式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从唐代的<唐国史补>开始,经<云溪友议>与<鉴诫录>,直到宋代的<青琐高议>与<绿窗新话>,才开始出现"类回目"式的标目,并在叙事文学系统内部对后世古典小说回目具有示范导源之功.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在现代文献中,'汉籍'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却罕有辞书收录之。学界均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在中国语境里,扬雄《方言》最早使用'汉籍',尔后从魏晋至隋唐,再经宋元至明清,汉籍即'汉代典籍'之义项传续有千余年。在日本文脉中,'汉籍'相对'国书'而言指中国书籍,相对'和书'则泛指汉文典籍,又相对'佛书'专指儒学经典。现代汉语中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熔铸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当今方兴未艾的'域外汉籍'研究,论者各自定义、随意取舍,呈现种种乱相。若从'汉籍'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域外汉籍'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构成东亚'和而不同'的独特文明景观。     

北宋时期经济思想的转型

本文通过对北宋社会变迁的特点归析,探讨由此引发的在经济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指出北宋时期是继西汉中叶以后确立的维护自然经济,视商品、货币为祸害之源的经济思想学说之后的一次重大转折,人们改变了对商业、商人的看法,这一深刻变化是基于北宋社会的深刻变化。     

中国古代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

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与态度。宋朝时期,犹太人以朝贡的方式与宋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宋政府同意其"留遗汴梁",从而开创了两个民族友好交往的新篇章;元朝时期,犹太人属于色目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其某些习俗和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发生了冲突,元政府在尊重其社会地位的前提下,对犹太人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进行了干预和调整;明清时期是开封犹太人的变革时期,开封犹太人采用"适应性"策略融入主流社会,并得到主流社会的充分认可,他们逐渐被中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     

论北宋初文臣的梁陈文学观--以《文苑英华》选取陈代作品的态度为中心

陈代文学是齐梁文坛"永明体"转向"宫体"之后,文学在保持宫体余绪的同时,进而趋向近体化、拟乐府与以"赋得"为题等诗作的嬗变阶段,而北宋初所编《文苑英华》选取了陈代文学作品中精华,却对宫体文学选取持有一种谨慎接受的态度。反映出宋初文臣,既从前代文学成就中借鉴、吸取营养,又要去其糟粕的文学观,这也折射出赵宋统治者的文学主张。     

《三言》与云南方言中"着"的词语考释

云南汉语方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与汉族人口的流动迁徙有关,而且也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教化和倡导有关。我国古代(特别是宋代以来)的白话文学作品中记录了当时使用的汉语词汇和语法,因此,对这些白话文学中所见到的云南方言词语进行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认识云南方言形成的时期和过程。"着"字体现了云南汉语方言受到元代和明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汉语语用影响的复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