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治理”激发社区活力--访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区长王焕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突出了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如何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成为各地基层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在全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验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典型示范区,一些有借鉴意义的创新方案也相继出台。本刊记者为此专访了河北、辽宁、上海、广东、湖南、四川等地7个区的相关负责人。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群众会”工作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以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为例

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典范。金花村以"群众会"工作模式为依托,保证农村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大民主权利;在组织机构上大胆创新,设立了"村支监"三委联合办公,有效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监督;在治理主体上积极探索,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金花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经验为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主要包括牢牢坚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村民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积极探索将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者自然寨一级,以及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社会各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等。     

“五突五融”探索党建引领下的“融治理”

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社区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与基底细胞,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和重点所在。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通过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融合、机制融通、资源融聚、方式融汇,围绕五个突出、五个融入,着力打造“融治理”品牌,推动基层治理理念升级,系统集成影响扩大。     

“123”工作法 赋能“小单元”迸发“大能量”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如何把最小单元的社会治理小事做好、做实,让最小单元进发基层治理的“大能量”?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五里亭街道天和社区进行了有力探索,创新推出了“1个核心、2重身份、3联工作机制”工作法,有效发挥了“头雁”核心作用,搭建了互联互通警民服务优质平台,有力地激发了“邻里互助”两新组织优势,使社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更强、基层治理水平更高、社会治理成果惠及群众更广。     

提升“四力”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认真贯彻自治区“五化协同、大抓基层”工作思路和呼伦贝尔市关于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重点工作任务要求,坚持把党的建设贯穿城市基层治理全领域、全过程,开创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局面。坚持系统建设提升“领导力”树立全巾“一盘棋”思想,召开全市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推进会议,出台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施方案和《满洲里市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工作办法(试行)》等制度性文件,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确定为“书记项目”来抓,实现各领域党建工作互联互动、各区城党建工作协同推进。纵向上,建立市、街道、社区三级联动体系.     

“乡村治理的汉中实践”专题讨论

正编者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理论上说得明白,实践上却未必就能理出头绪。为此,2014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     

以“分类共建”治理精度 提升“昆社善治”品牌亮度

近年来,随着江苏省昆山市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社区居住形态逐步分化,人口结构更趋多元,居民利益诉求、社区服务需求、基层治理要求进一步分化复杂,单一的治理模式已难以有效回应和满足城乡社区多元发展和群众深层次的需求,基层治理面临很大挑战。     

“街道赋权”:城市基层治理中“属地逻辑”的创新——基于对H街道办事处“吹哨报到”机制的观察

城市基层政府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如何创新治理方式一直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长期难题。对H街道办事处"吹哨报到"机制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吹哨报到"机制以街道发现问题为起点,并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建立了突击式、账单式、补位式"三步走"的吹哨模式,最终实现街道基层赋权。通过赋权,中央权力和资源下放给了城市基层政府,城市基层政府也能更好地进行街道体制改革,有利于基层官员更好地遵守属地管理的原则,履行职责,回应群众需求,全面激发基层治理新体系。这契合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创新需要。     

面向百姓 将金融服务引入“社区服务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这表明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是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探索城市社区金融服务的发展路径,有助于城市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在治理和服务过程中实现多方共治、协同共进的善治目标。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基于湖北省“共同缔造”的观察与分析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社会角度来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包括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基层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的体系化、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等六个维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遵循有效的行动理念和工作方法。共同缔造作为一种理念方法，以共同理念为核心，以发动群众参与为基础，在优化基层治理单元体系中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体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塑造共同性社会关系和群众精神等建立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共同缔造的理念方法有效地适应了当前基层治理中的诸多困境，深度诠释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表达，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加码式避责”的行为逻辑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如何落实职责和任务安排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政府治理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层层加码”现象,研究提出“加码式避责”的概念,解释基层官员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受制于多重因素制约和认知权衡从而塑造避责行为策略的过程。“加码式避责”是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通过主动强化政策执行而规避政治责难的行为。风险不确定性、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与问责制度刚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基层官员风险治理时面临的现实情景。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基层官员只能依靠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主动加压达成问责风险规避的目的。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问责应充分考虑风险本身特性,统筹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加快建立区域性协同合作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危机事件治理能力。     

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管理与基层政府职能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对推进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迫切要求和新挑战。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基层政府要在其发展中发挥引导和服务作用。论文在论述基层政府引导农村社会管理理论基础,比较中西方国家政府职能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基层政府要在党的领导下引导并服务农村社会管理,进一步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引导和规范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并使其分担社会管理责任,研究民情善用民力,从中国传统基层治理经验中探索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元素。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形式与逻辑——以天柱县“合约食堂”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是有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甘溪侗寨合约食堂治理模式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了内生动力的表现形式、逻辑机理和激励机制等内容。基层社会内生动力体现在采取以基层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多元共治、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融入基层社会自治规范、基层治理体现群体文化认同的引导等方面。而梳理内生动力各要素的逻辑机理，表现在多元主体共治与基层群众自治耦合衔接，共同需求、共担责任、共享利益是治理内生动力源，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具有动态性等方面。激发内生动力产生治理效能，需要强化基层群众共生性受益群体意识、激发基层群众有效参与的可持续治理措施、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形成与有效运行。     

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路径

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基础,而基层微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面对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诸如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理念对传统思维方式和实践带来挑战以及政府主导型的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变革易诱发腐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等问题。要从培育基层微观治理现代化理念、完善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结构以及保障基层群众利益等方面着手,构建基层领导干部微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路径。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X市Q镇的分析

基层政府是主导乡村基层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基于“强政府与强杜会”的治理理念,以X市Q镇为调研案例,以“动员—服务—互信—共治”为研究思路,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行为。研究表明,Q镇政府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面临着多元主体存在认知和行为偏差、政府回应与治理诉求有所失衡、治理主体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立足于简政放权、价值共识、民主协商、利益聚合等因素,提出相对应的基层政府行为优化路径,旨在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建构基层社会集体治理网络,促推基层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和互进互促。     

“织网定格”释放社区治理“叠加效应”

绣花的针脚密不密,关系一件作品的美好与成败。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地处老城区,基层治理情况复杂,为破解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近年来,郑州市管城区以党建统领网格治理为抓手,突出党建引领,以绣花功夫“织网定格”,实行“多网合一”。     

青岛市即墨区温泉街道:党建“联姻”“五社”赋能

温泉街道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东部、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总面积102平方公里,辖7个新村、3个居民委员会,共5.2万人,是远近闻:名的休闲康养目的地。近年来,温泉街道坚持以社区及群众服务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探索以“五社联动”为载体的基层治理新模式,不断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发展,促进形成基层治理现代化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