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研究

将"治理"理论引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对于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冲突与博弈,实现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阐述"治理"理论内涵,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实质。概述我国第一、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概况及存在的不足,总结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失灵产生的弊端。进一步从国家土地管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构建二者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利益矛盾的博弈模型,分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导致国家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失灵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统一规划公共治理目标、公民社会网络治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功能、财政体制改革、监督与惩罚机制建设等五方面,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对策建议。     

"合作-交易":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实质是一种"合作-交易"行为.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发生和持续阶段需要"合作-交易"准备、实施和维持成本.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全过程容易存在主体认知、联合行动、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合作-交易"困境.建立信任、协调、整合、监督等"合作-交易"机制,是降低地方政府成本支出、优化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结构的策略选择.     

区域公共问题治理与地方政府协作机制构建

当前,区域公共问题的频繁发生凸显了传统科层制内向型行政和单边行政的治理模式与区域公共问题外部性特点之间的矛盾。这要求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治理。然而实践证明,现有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由于存在效率低下,缺乏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公共问题。因而,构建超越地方政府合作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加强地方政府协作的制度化建设,法律保障机制建设,责任分担与惩处机制和多中心治理机制建设就成为治理区域公共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用责任取代权利——公共行政的逻辑——支援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

公共权力的"悖论"是指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和"恶"的可能的矛盾.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悖论"而展开的,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其中,责任就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由于政府的工具状态与"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行政权力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定,公共行政领域应该用责任取代权利.     

新环保法中的政府环境职责省思

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缘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及环境公共信托理论.新环保法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之规定提到总则之中,增加了政府多方面的职责,确立了政府环境职责的初步框架.但仍然存在以下缺陷:地方政府职责多,中央政府职责少;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政府职责碎片化,领导、支持、协调职责不突出;监督与问责权限被削弱或取消;弹性职责多,具体措施少等.为落实环保基本国策及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庄严承诺,需要做到:将中央政府确立为环境质量责任主体;建立较为明确的、合理的府际职责分工体系;加强政府的领导、支持和协调责任;恢复上级政府的处分权力;制定可操作性强的配套制度等.     

责任政府的维度与无缝隙机制建设

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责任政府理念于现代政府中内化为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任,以真正回应并满足社会和民众的要求.目前,从总体上讲,权力本位、"人治"代替"法治"、"软监督",行政审批制度的种种弊端等使责任理念的践行面临诸多羁绊.鉴于此,笔者认为应通过建立责任无缝机制、责任追究机制、责任评估机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提高"责任主体"的整体素质等途径来进一步实现政府的责任目标.     

确立社会治理的三维视阈

笔者从制度、体制、机制的三维视阈,提出社会治理变革的本质在于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从强制型管理为主转向强制型管理与自治管理并举的状态;在社会治理的制度方面应把握责任的"度",政府权力的下放、社会协同治理方式的实施都应该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依据;在社会治理的体制改革中,政府需通过政策与法规的制度化手段,组织、动员、协同、监督非政府组织承担管理责任;在社会治理机制构建中,由于对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所拥有的权力与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使社会的治理与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因缺乏合理的制度性社会评价指标,因而未能建立有效的社会监控机制;由于对虚拟社会缺乏必要的制度化规范和相应的组织管理体制,因而虚拟社会的治理机制尚未健全;为此,社会治理主体应确立社会治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三维眼界与境界,建立结构与功能统一、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社会治理制度;理顺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设置专门的社会治理机构;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特殊人群帮教、治安综合治理、社会风险预警、社会利益诉求、社会监督调控、社会综合服务等社会治理机制。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外部监督强化研究

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的过程中,不是单纯地要解决维护政府形象的问题,而是要从制度和实践上进一步完善社会对政府及其官员履职尽责的民主监督.只有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才能防止权力滥用,减少决策失误问题发生.在外部监督管理中,需要规范政党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强化人大为主的异体监督制度、增强司法监督政府的力度效果、畅通社会舆论监督的有效渠道.     

善治视野下的政府责任探析

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理想状态和终级目标,其基本要素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性和有效性.善治目标规定了各治理主体的具体责任,特别强调了政府要在其所掌握的公共权威运行范围内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等.善治视野下实现政府责任的途径主要有树立有限责任政府理念,健全和完善政府公职人员问责制,完善绩效评估奖惩机制和政府责任自律机制.     

利益平衡视角下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分析

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分析框架,集中关注有关案例中企业和公民利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企业利益、公民利益和政府政策的价值偏好三个角度来分析目前水污染治理中利益格局的不平衡状态,并从政府公共管理出发探寻利益结构失衡的原因,即地方经济利益格局、GDP政绩考核模式、权力配置错位,环保财政投入不足与资金利用低效等。在此基础上,讨论政府如何通过政绩考评体系、权利问责机制及提高排污成本相关法律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来调节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规范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的路径探讨

行政决策权力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核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这一权力的运行就是要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进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现实问题和走向善治的时代要求,规范的基本路径是:要依法明晰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的边界范围,科学设置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程序,积极构建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并不断完善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追责机制.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政府责任审计服务国家善治的路径研究

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目标,政府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对于国家善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政府行政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政府责任审计在督促政府部门认真履责、维护民生权益、加强反腐倡廉、监督制约政府行政权力运行以及推进依法治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责任审计服务国家善治的路径包括强化政府部门政策制定与执行审计、实施政府责任预算审计、加强政府责任内部控制审计、建立健全政府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审计并完善政府问责制度等。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人问责依据确定研究——一个合同风险责任分配的视角

代建项目是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施中的一种模式,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目前对项目层面责任追究的研究较少。从项目治理理论出发,将代建项目看作是临时性契约组织,根据代建人对代建项目的控制权确定其职责,运用风险分配理论确定代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分配方案,然后根据代建人的职责和风险分配方案构建代建合同中的风险责任矩阵,确定代建人的合同风险责任,将其作为代建人责任追究的依据,完善代建人约束机制。     

试论公共财政与政府会计的关系

公共财政和政府会计因公共受托责任而联系起来。公共财政的职能本质上是政府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而政府会计就是对公共受托责任完成过程及其结果的认定、计量和报告。完善的政府会计理论与实务、健全的公共财政职能都是良好的公共治理的关键因素。政府会计系统为公共财政管理提供的基础技术,政府会计提供的信息也为公共财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服务。在我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必然要求改革现有政府会计体系,这是公共财政职能不断发展变化从而公共受托责任发展变化的要求,是建立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要求,是完善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     

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程度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而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影响因素包括地方政府的自身能力及属性和地方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近年来,网络问责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运用,其在推动体制内问责,更全面地监督政府行为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对政府和行政人员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看,网络问责也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的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需要从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完善网络问责回应机制、优化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和完善网络问责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入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从而达到有效地建设自身公信力的目的.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完善——党规与法律的互补与融贯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是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职责的重大制度创新，该制度横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目前仍存在规范逻辑冲突、价值标准不一及引导功能不足等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及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资源，真正有效发挥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评价及引导功能，应实现损害追责制度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互补与融贯，即推动达成损害追责关联规范一致性，以法律评价体系的价值目标为导向，将依规治党与政府自我规制相关规范融入法律价值评价体系中，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制边界和作用范围内构建、整合损害追责制度。具体实现路径上，可通过体系化解释准确划定追责对象范围，区分规制功能以党内法规对党内事务进行规范产生的溢出效应提升政府法定履职能力，对责任形态进行类型化梳理，明晰各类型责任认定标准与担责形式，从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     

委托代理视角下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制研究

加强对中央企业高管人员的监管,形成良性的制约机制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课题。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我国现有的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机制还存在着问责主客体欠明确、问责体制欠协调、问责机制欠完善等不符合现实监管要求和制度设计不够严谨的问题。当务之急,应理顺中央企业管理的委托代理关系,改善问责机制发挥的制度环境,界定不同问责主体的权责,从法律上明确被问责者的责任承担范围和成本。     

“主贝任政府”建设及其实现途径探讨

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的背景下,随着现代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增强,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社会共识与民众的强烈愿望。转变政府的施政理念,鼓励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建设新型的政府问责文化,健全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等,是建设"责任政府"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