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回溯中低吟放歌 --中国当代诗歌创作漫评

在当代中国,诗歌的生存空间已经相当狭小,这既有社会的、经济的、价值的因素,也有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方面的偏颇.通过对徐志摩诗歌的代表作品<再别康桥>创作特色的分析,认为诗歌所具有的内在韵律是诗人生命的轨迹和节奏,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要强调诗歌的音乐性特质,但是,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其音乐特质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远远不是过去一般意义上的押韵和节奏,而必须提升到新的理念和高度.     

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

魏晋南北朝文人结集风气盛行,歌辞集、存于文人总集别集中的辑录歌辞等歌辞文本传播方式的产生, 使歌辞的文化功能出现分化与转移：文人歌辞音乐意义之外的诗性特质开始受到重视,歌辞离开音乐而独立生存于社会的价值得到认可。文本传播作为传统的音乐传播方式外的新生之物,所带来的文人歌辞从音乐意义向歌辞诗性意义的转移尤其引人注目,于是在诗歌创作内容、生存方式、诗歌创作观念等方面均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使中国诗歌发展获得诸多创新变化的历史机遇。     

在历史的回溯中低吟放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漫评

在当代中国，诗歌的生存空间已经相当狭小，这既有社会的、经济的、价值的因素，也有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方面的偏颇。通过对徐志摩诗歌的代表作品《再别康桥》创作特色的分析，认为诗歌所具有的内在韵律是诗人生命的轨迹和节奏，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要强调诗歌的音乐性特质，但是，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其音乐特质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远远不是过去一般意义上的押韵和节奏，而必须提升到新的理念和高度。     

哈代诗歌审美特点与汉译研究

托马斯·哈代在诗歌创作中非常注意诗歌形式的创新.这种创新,既隐藏在诗行的音步和韵律等要素之后,也显现于诗节的整体结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哈代的诗歌是音乐美与建筑美的有机结合.但在现有三个哈代中译本集子中,我们发现,这种形式上的美学特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和有效的传达.在诗歌内容传达上,三个译本各有千秋,却没有一个译本显示出绝对的优势.我们认为,好的译者必须在整体上把握哈代诗歌的风格及内涵的传译.     

论陕西金文中的诗乐批评思想

陕西省历代出土了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其铭文内容涉及了商周社会的诸多方面,其中的乐器铭文对音乐活动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先秦诗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本文从分析陕西乐器铭文入手,以吴镇烽的《陕西金文汇编》[1]为底本,结合近年新出土的乐器铭文,对其所反映的诗乐文化观念进行探讨.青铜乐器铭文中的诗乐批评思想主要反映在诗乐功能观与诗乐审美观两个方面.     

试论船山思想中诗歌与音乐的关系

船山对于诗歌与音乐关系的阐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内容上要求一章一意。二、音律上讲求声情。三、诗与乐互为体用,互为表里。从内容到音律,再到两者的相通性,船山认为"诗乐一体"具有合理性。这也是船山整体辩证法思想的体现,虽然两者之间也可以存在排斥、分立,但最终是统一的。     

论李梦阳的诗歌创作论

李梦阳的诗歌创作理论是李梦阳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梦阳的诗歌创作理论主要有四点：（1）重视＂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主导作用;（2）认为生活实践是诗歌创作感情产生的前提;（3）主张诗歌是作者主观思想与客观世界相交往的产物;（4）重视中国传统诗歌比兴手法的运用。李梦阳既把情感与生活实践确定为诗歌创作的基础,也把它确定为诗歌创作的根本法则,而且由此建立了＂情会说＂之创作心理论。李梦阳不仅重视诗歌主题思想产生途径之生活实践,还重视传统的诗歌主题思想表现之比兴手法。李梦阳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是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意义的诗歌创作论,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死亡与美共舞:论埃德加·爱伦·坡诗歌的主题与音乐性

埃德加·爱伦·坡在其诗歌创作中十分重视诗歌的音乐性.他认为诗歌和音乐的结合可以找到诗歌发展的最广阔的领域,并把诗歌定义为"用韵律构建的美".本文通过分析其诗歌中的音乐特质,着重论述了他在诗歌创作中如何应用各种诗歌技巧来演绎他极为推崇的关于"死亡"和"美"的主题.     

中国传统诗歌格律的美学价值

本文在对中国传统诗歌格律美学价值的探讨中,突破了以往多从形式和内容的一般关系上来进行论述的做法,着重从音乐和语言、语音和语义的有机联系、交互作用上,论证了诗歌中作为两者的胚胎的格律之形成及其功能和意义,具体分析了它在诗歌创作与欣赏中的地位及其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     

论刘勰的诗本体论中的诗起源论

刘勰将孔颖达的"必不空弦"改为了"理不空弦"。这一改动在现代诗学视野中显得格外有价值。即刘勰明确地继承了前人的诗乐同源的观点,确立了诗的最重要的形式特质音乐性,但也意识到音乐先于诗歌语言及诗乐有别,这与现代诗歌理论研究及人类学研究得出的诗具有音乐性和音乐先于语言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结论都不谋而合,也为汉语诗歌由早期的重音乐的歌诗向诗的音乐性在后来被渐渐淡化,最后出现诗与歌的两种文体的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     

曹植游仙诗新论

曹植游仙诗的创作年代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 ,且都语焉不详 ,通过对有关材料的辨证可以拟定为黄初二年 ;这些诗作的主要思想意蕴是由“忧生之嗟”、对自由的无比向往与获罪被贬后的复杂心境等所构成 ;此外 ,还对游仙诗是否为曹植历经打击磨难之后进取心逐渐衰竭的表现之观点进行了商榷。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简论方以智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创作

方以智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及其心态的变化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年为贵公子,少年轻狂,满怀建功立业之志,诗歌创作超迈豪爽。中期逢战乱,遭流离,坎坷不遇,狂性消退,诗作多反映现实,抒写抑郁不平之气,诗风沉郁豪宕。晚年为僧,为人和学术均趋成熟,心性平和,诗歌创作呈平淡自然之色,而又具哲理。     

中国诗歌的“壮美”品格及文质相衬、情文并茂发展道路的初步确立——曹植

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艺术品格及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     

中国诗歌的壮美品格及文质相衬情文并茂发展道路的初步确立 曹植

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艺术品格及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     

论晚唐李群玉诗歌的典型意义

李群玉作为晚唐诗坛上一位有创作实绩同时又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其诗作的典型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山水诗别开生面,给晚唐山水诗融进了新机,另一方面,他的部分诗歌,在审美方向和表现内容上,对晚唐诗体向词体的演进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吴芳吉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

吴芳吉是20世纪前期的著名诗人,其诗独辟蹊径,自成一格,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学界对其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诗歌创作概况、丰富的内容、鲜明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点等几个方面予以简析,展示其诗歌的突出成绩和创造性,阐释其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特殊意义及其现实价值。     

应修人早期经验与诗歌创作

应修人加入“湖畔诗社”前，丰富的社会经历与多元化的艺术资源使他的早期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新旧交融的痕迹，诗歌创作倾向于人道主义与乐观主义的思想，注重选取花草类和田园类意象以营造恬淡的田园意境，语言上容纳了旧诗的格律特征、新诗的口语化特征及民歌民谣的技法等。应修人诗作的多元尝试是新诗发轫期诗歌探索的缩影，几乎囊括了各种可能的路径。他在格律存留、抒情方式等多方面均提供了有益经验，但频繁转换创作路径，也令部分诗歌的思想与艺术不够成熟。     

郑功懋及其《书带草堂诗存》

郑功懋乃清末民初海宁之社会名流,为现代海宁地方教育创始人之一,其子郑晓沧为浙江师范大学前身浙江师范学院首任院长,堪称教育传家。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郑功懋手稿《书带草堂诗存》一部,从中可窥见功懋与其子晓沧的舔犊深情及当时人文之一斑。     

仙传小说与曹植游仙诗

曹植是游仙诗创作的第一人。他的游仙诗可考的大约有《升天行》《游仙诗》等11首,这几乎占了曹植诗歌创作总量的六分之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曹植的游仙诗受到了屈原《远游》创作的影响,并且是结合了汉代以来的道教神仙思想而逐渐成型的。在道家思想领域,尤其是汉代以来的仙传小说对于大量神仙升天羽化故事的描写以及纷繁复杂的仙境的描绘给游仙诗这种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文学性大大增强。曹植的游仙诗与仙传小说有着密切关系,两者互有促进,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