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校教育中的“公共交往”

教育生成人，要在“交往”中进行。“交往理性”是一种包含“公共交往”和“个体交往”的双重交往行为。即，“教育交往”首先从根本上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公共交往，它是教育培养人的根本着力点；其次才是由人的主观努力、意志来承担的“个体交往”，它是教育培养人的扩展形式。     

律师会见权与“交往理性”

从“交往理性”向度,律师会见权是辩护律师及被指控人沟通和辩护的一种诉讼权利。律师会见行为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首先,它使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成为可能,从刑事辩护和人权保障作为一种文化的高度,它“继承和更新了文化传统”;其次,它主要靠“语言调整行为”,创立了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控辩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带关系”;再次,它使整个刑事诉讼秩序得以规范化和社会化,并促成一种“交往理性”。     

微博“交往理性”的现实性质疑

审视当下中国的微博交往,学界应以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其“理性交往”的现实性;而哈贝马斯构想的“主体间性”和“理性共识”原则,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认知向度和理论参照.微博因其优于其他媒体的自由对话特性,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交往理性试验区;而存在重大冲突和非合理性的系统与生活世界、主体性与理性迷失的交往主体以及微博传播内在化的冲突等因素,共同滋生出了浮躁的微博交往行为.权力、资本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施加的深层次压力,使得初具公共领域特征的微博极可能丧失对话的功能.因此,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能否在微博领域得到呈现,仍值得怀疑.学界需要重塑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以此建构理性交往和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     

东西方文化话语与"交往理性"

萨义德积极唤起东方反对和消解西方霸权文化,但其强调消解而忽视建构。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更具有建设性意义。因此,东西方文化要实现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交往者应当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并通过对话过程以一种相互认同的主体间性结构达到相互理解;同时,采取“互为主观、互相参照”的做法,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话语”,维护全球文化的生态平衡,为本民族赢得文化的话语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再谈“合理性问题”——从哈贝马斯视角出发

理性或合理性问题,既是传统哲学的基本议题,也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与合理性是不加区分的。实际上,理性并不必然地就是合理性,但它却逐渐蜕变为合理性。合理性问题非常复杂,既关涉理论合理性,又关涉实践合理性。在实践合理性中,既涉及到形式/目的合理性,又涉及到实质/价值合理性。合理性问题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而交往行为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要想很好地理解合理性问题,就必须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而要想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关涉交往合理性),首先必须了解工具行为(关涉工具合理性)。简言之,要想很好地解决合理性问题,必须协调工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关系问题——“工具合理性是独白的,交往合理性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这样,《交往行为理论》就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即从侧重于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转向侧重于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从传统批判理论转向交往行为理论;从老批判理论转向新批判理论。     

雅斯贝尔斯交往视界中的教育思想及启示

“交往”是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一书的核心范畴。他将交往视为真正的存在,标志着生存—超越者关系,交往获得了本体论上的意义。他从交往视界出发,界定了教育的内涵,反对训练与控制的教育方法,提出对话是探索真理和自我认识的途径,并强调教育要加强历史的交往,赋予大学展开“生命的精神交往”的任务。目前,中国大学存在主体性失衡与主体间性失落的问题,促进“交往”成为中国大学人的生存方式。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修辞学意蕴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开启了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转向",对语言学研究有很大影响。研究发现:修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目的性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行动,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交往行动;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文化要素的分析揭示了文化语境对修辞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且修辞对文化发展同时存在推动作用和负作用;交往行动需要交往理性的规范,修辞活动也需要修辞理性的规范,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修辞活动;修辞能力的培养需要以交往能力的培养为基础,应该在语言技能、知识储备、修辞手段、劝说等方面做出努力。这些能为修辞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启示。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另一维度交往

马克思基于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来解释和说明交往范畴，不仅揭示了交往作为人的活动的前提，而且揭示了交往的否定方面，即“非人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亦即人的实践活动的批判维度，从而实现了对抽象的“人”及其关系的彻底颠覆。而当前盛行的把马克思交往范畴的革命性意义归结为主体间性、主体际等思维方式领域的变革是值得商榷的。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三重理性意蕴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不仅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体制上的诸多弊病得以革除，而且还使中国的发展态势与全球化这一世界性的历史洪流交融汇集。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其改革开放的思想至少涵涉三重理性意蕴：一是以“崇实尚行、试错创新”为要旨的实践理性意蕴；二是以“对话沟通、和而不同”为意旨的交往理性意蕴；三是以“功用效果、民心向背”为判据的实用理性意蕴。实践理性意蕴表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依赖型到自主型的跃迁，交往理性意蕴揭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从孤立型到开放型的转变，而实用理性意蕴则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先验理想型到经验实在型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