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探讨

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的格局。新时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来捍卫和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治理,文化软实力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石,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举措是:动员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加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边疆政治学境阈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研究——以广西为例

边疆政治学主要是从边疆区域入手研究边疆政治制度和少数民族法制建设,研究周边国家关系与跨界民族问题。边疆地区社会整合作为中国社会整合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边疆地区社会结合为一个统一、和谐相处的社会的过程及结果。边疆地区社会存在突出问题和诸种困难。边疆地区的社会整合方略包括：意识形态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导向性工具;利益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基础;制度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起点;组织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根本保障;处理好民族问题,特别是跨界民族问题,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内在要求;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外在保证。     

边疆治理视野下的认同整合研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存在复杂的关系,尤其伴随着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的急剧变化,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在局部地区被凸显出来,成为我国边疆治理的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难题。因此,必须将边疆地区出现的认同问题纳入我国边疆治理视野之中,并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有效整合,以确保边疆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统一。     

边疆安全视角下的西北地区和谐民族关系建构

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是与边疆安全密切相关的变量。和谐民族关系建构有赖于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北边疆地区而言,少数民族生计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是扩大与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关键。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西北边疆地区应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为纽带,以生产领域的民族互嵌为重点,推动民族互嵌式社会构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边疆和谐民族关系发展;以区域发展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取代传统的"中心—边缘"的少数民族治理理念,搭建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平台,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论边疆社会问题的民族特性及其启示

"边疆社会问题"是特指出现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边境沿线地带的各种社会问题,并具有区别于一般社会问题的一系列个性特征。民族特性是边疆社会问题的突出特征之一。在边疆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从边疆社会问题指涉的地域空间、关联主体、社会结构、危害性质以及话语建构五个层面阐述其民族特性的内涵,是认识、治理边疆社会问题的一个新视阈,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通常以推行、移植内地基层社会组织,使其发生结构性变革。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司地区里甲(保甲)、汛塘、义学的设置与运转,使该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施行受到国家权力制约。当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基层社会受阻之时,王朝国家则适当保留少数民族固有社会组织结构,承认其存在合法性,在形式上进行适当改革,以发挥边疆地区基层组织的社会治理效能。这对新时代创新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中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研究述评

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对于我国边疆安全、社会稳定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学界关于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研究对象、问题范围和考察视角等方面仍存不足。对当前研究情状的检视和评述,有助于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中国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和广阔的边疆地区,因此具有治理边疆的丰富经验。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民族分布的突出特点是汉族居于中心区域,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是导致我国边疆地区出现跨界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边疆政治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政治,跨界民族跨国界而居的特点使得跨界民族问题不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而且可能影响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跨界民族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边疆政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