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人文学者

贵州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纳日碧力戈教授长期致力于在“语言和文化之间搭桥”,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民族和族群研究中首次尝试建立中国族群研究的“符号学派”.     

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国家观念和族群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 ,我国学者对于如何系统地理解和分析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发展史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出版于上世纪 30年代的三部《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试图以族际交往和族际融合为主线来贯穿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关系演变历史 ,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上世纪 6 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族群社会学 ,其主要研究视角即是以族群关系为核心。族群社会学在中国也正处于发展之中 ,在研究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时 ,这三部民族关系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文章以王桐龄书为主线 ,比较分析了这三本民族关系史各自的特点     

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国家观念和族群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国学者对于如何系统地理解和分析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发展史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盱上世纪30年代的三部《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试图以族际交往和族际融合为主线来贯穿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关系演变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族群社会学，其主要研究视角即是以族群关系为核心。族群社会这在中国也正处于发展之中，在研究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时，这三部民族关系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文章以王桐龄书为主线，比较分析了这三本民族关系史各自的特点。     

云南黑树林地区跨民族关系中民间知识精英的纽带作用

近年来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中，以“代理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得到学界广泛讨论。以往关于代理人的研究多从国家与地方的纵向视角进行讨论，这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的横向连接也需要知识精英的事实。对云南黑树林地区段氏家族家史的研究，有助于探讨在多民族聚居环境中知识精英的横向连接作用。在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间的互动并非如“族群中心论”所呈现的“民族马赛克”现象，而是将“多元一体”的追求渗透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仪式及事件中，其中掌握跨民族文化的知识精英正是连接各民族的重要纽带，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民间基础。     

全球化、民族要素的相对性与当代族群关系的特点

文章从杜会整体入手，从一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度剖析和研究族群关系；同时，从构成民族的各种要素入手，对其属性及其变量进行比较分析，根据这些要素所呈现出的相对性，对族群关系进行全面动态的分析。文章指出，当代世界的“全球化”是与地区之间，族群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化、个性化并行的，这给当代族群关系注入了新的意义。民族属性呈现出日益显著的相对性特征，从而冲击着传统的族群关系模式，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矛盾性和相对性成为当代族群关系中的两个基本特点，当代族群关系也大体可划分为民族联合、民族分化两大基本类型。     

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

徐其超、罗布江村主编主撰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四川民族出版社 2 0 0 1年 12月版 ) ,洋洋 6 6万言 ,探索和剖析了新时期四川藏、彝、羌、苗、土家、白等民族代表性的作家、诗人的双语文学创造成就 ,是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鸿篇巨制 ,是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一、批评理论的创新性该书首次提出“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族群记忆”———既是民族文学产生的文化土壤 ,又是民族文学得以发展和独具魅力的根本所在。“多元创造”———既是民族文学走向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又是民族文学拓展…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多种族、多族群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国族群关系以及政府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中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 ,但是近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吸收了欧洲把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 2 1世纪的中国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 ,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 ,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 ,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 ,逐步淡化族群意识     

族群称谓所见西夏与多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交融

西夏文献中的族群称谓词是研究辽宋夏金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的珍贵语料。梳理文献可见，西夏在与周边各民族交往时，借用了大批外来语中的族群称谓词。随着语言接触与文化交融程度加深，党项人基于族群特性和地域认知，对“他者”产生了主体性族群概念。为适应多元文化交流的需要，党项人还以西夏语“■”构建了一批原生性族群称谓词。这些称谓不仅反映了党项人与横山羌的族群边界，还折射出12世纪晚期西夏与草原部族的互动关系，为厘清西夏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演进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语言证据。     

卷首语

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中国台湾著名学者王明珂研究员针对部分西方人类学者基于“族群”理论的认知而对西南民族分类与识别表示异议,以及西南各民族内部之地方族群亦有重新识别的吁求原因,从地理环境、人类生态、历史背景等方面加以深入阐释,并藉此强调人类学、历史学与现实关怀     

语码转换的社会政治动机

双语和多语族群的语码选择和转换受制于约定俗成的语码使用规范。这些规范与族群的发源地、居住地、社会地位、民族意识、社会关系和社交意愿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规约本民族成员根据交际场合的不同,在“融合”和“分化”两类语码转换行为中做出选择——前者旨在增进族群之间或交际双方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和睦,后者则是为了彰显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特色和独立的民族身份,从而保持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社会政治权益。     

“族群”：社会群体研究的基础性概念工具

"族群"一词的使用虽然较为新近,但是这个词汇所指示的社会现象却源远流长,隐含在历史上其他更加重要的社会结构之中。这个概念得以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凸显出来,它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群体现象的认识深度和概括。探讨和分析这样一个概念在社会研究中的工具价值,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群体现象,如我们常说的国族、民族、族群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给世界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族认同危机等问题,如国家认同意识的下降、族群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问题国际化等。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公平、合理、开放的社会结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从而促进各民族的社会整合、增强国家认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1995-2005年延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史学界对延安时期的民族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以及延安时期的民族学院、民族工作者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普遍认为延安时期不仅是党的民族理论的成熟期,而且也是民族政策的初步实践期,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对建国后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南亚苗学中“苗人”的“民族与族群”问题

在我国的学术传统或一些学者的译介作品里,许多学者往往居于本土的实际情况而以中国的＂民族＂标准去划分那些已经融入西方世界且发生变迁了的族群,从而把问题带向＂民族中心论＂的巨大误区。从＂民族与族群＂两者概念的关联以及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跨国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苗人＂群体,它们缺乏共同的政治机构基础,并且它们迁出之时,皆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因此,把他们称之为＂苗族＂,不大符合学理的推导。他们之中,不仅包含了自称为＂Hmong＂的支系,也有自称qa33nau24、mhu33等的群体,显然,用＂苗人＂这个概念也许更宽泛、更具包容性一些。此外,在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从属于不同国家,虽然在他者的构建中呈现出不同的认定,但在族源、宗教信仰、语言、生活习俗等一系列文化上却强烈地具有一种＂自觉为我＂的自我认同。因此,＂族群＂的概念应该比＂民族＂更加适用于描述东南亚＂苗人＂的实际状况。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觉醒--以近代中国北部、西部边疆危机为例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产生于西方,并被赋予很强的政治含义:在西方的民族理论中,民族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政治目标,民族主义是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在近代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民族觉醒以及国家主权意识的培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染指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策划少数民族独立、分裂中国的理论依据.近代以来,在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处理中,以中华民族为依托的国家观念在外力的作用下得到加强,使边疆危机最终得到化解.     

论我国各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性

在多民族国家人民中,普遍同时存在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种认同心理。一般而言,民族认同意指不同民族成员对其所属群体的认可和赞同,而国家认同则指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认可和赞同。我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统称,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有必要在思想认识上厘清、理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努力实现我国各民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公共知识：“文化族群”/“国家民族”与公民

在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内,有关民族、族群与国家认同的讨论由来已久,争议颇多。对这些讨论进行梳理可发现,讨论大都以西方知识谱系为论据,生产出新的知识,其中有关＂文化族群＂与＂国家民族/现代民族＂的分类知识,呈现出一种有意思的变化：不再囿于二者区别的讨论,转而讨论一个新的知识点——公民认同。将以上讨论放置在文化、社会与国家的知识谱系中,有助于我们理解诸种知识的关系,也有利于为公共知识提供良好的基础。     

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民族问题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重要的问题,无论是政府部门、知识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都有了新的认识。要解决中国民族关系问题,就要淡化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公民意识。真正要加强的政治认同的对象应当是"中华民族",而不是各自所属的"民族",对于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群体的认同,应该逐步"去政治化",保留各自传统的文化认同,尊重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构建

民族识别的重要意义在于保障了少数群体的权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支撑是基于前苏联的民族工作的经验并借鉴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同时根据当时的国情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方法。今天,我们重新对发生在50多年前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加以回顾和审视,有必要重新认识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我们研究国内民族关系和认识民族问题研究的实质,有着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