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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熹对《周易》理性精神的阐发与创化  
   施炎平《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
   综观朱熹一生的治学历程,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心性学体系和《周易》创设的性命学体系,是其注意的两大重点。前者体现了儒家对现实社会人事和人格培养的重视,后者则旨在提供哲学本体论依据和天、地、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这两方面的因素渗透、引伸,构成了朱熹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不过,朱熹对“四书”和《周易》的为学次序还是有明确的区分。按照他关于“四书,五经之阶梯”的理解思路,通过“四书”的学问工夫,由研《易》、传《易》,阐发“前贤所未到处”,才是其治学的更高目标,表明他着意追求一种本体层面上的哲学建构和思辩性的心灵境界的营造。正如王夫之所说:“诚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于《易》而显。”(《周易内传》卷五)这颇为符合朱熹治学的思想指导。由此可见,要真正把握朱熹思想的中心意义和精神特质,恐怕更应该注意他的易学研究。    

2.  典籍与教科书同构:朱熹纂辑《四书》的理路  
   翟广顺《齐鲁学刊》,2012年第2期
   朱熹纂辑《四书》,旨在将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学校教科书建设熔于一炉。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朱熹治《四书》,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为南宋以降元明清三代的士人学子开启了为学进德的基础路径,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合法性。    

3.  戴震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以戴震《毛诗补传》与朱熹《诗集传》为例  
   程嫩生《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关于戴震早年是否为朱熹学术的维护者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以近年发现的戴震早年治诗作品《毛诗补传》入手来对此问题加以辨析。细绎《毛诗补传》可发现,戴震在词义考释、诗旨阐发及淫诗说、赋比兴等方面,对朱熹《诗集传》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由此可知,戴震早年并非朱熹学术信徒。戴震治学不立门户,毕生遵奉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正是其践履治学理念的重要表现。    

4.  朱熹论韩愈之文学理念及其创作  
   许家星《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卷第1期
   韩愈认为文和道是同等重要而又彼此独立的,各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朱熹从理学出发,以文道一元说取代了韩愈的文道二元说,认为文与道不可割裂,且文从属于道。在对韩文的评论中,朱熹深入阐发了其风格高、变、正、阔、雄的特点,但仍对其重文辞而不悟于道表示惋惜。    

5.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2004年(1~6期)总目录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研究(湖湘文化与现代化专辑 )湘学的学术旨趣及近代转型朱汉民 ( 1— 3 )………………………………………………………………………说“老子”吴龙辉 ( 1— 9)……………………………………………………………………………………………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方式的省察龙佳解 ( 1— 1 4 )………………………………………………………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肖永明 ( 1— 1 8)………………………………………………………………………论经学与相关问题陈戍国 ( 2— 3 )………………………………………………………    

6.  理学家的书法观——论朱熹在书法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  
   胡长春《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4卷第5期
   朱熹主要精力用在阐发圣贤之学上,他著述宏富、弟子众多,平生讲道之功目不暇接。然朱熹自幼喜好书法,凭借渊博的学识修养和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朱熹成功地构建了其理学家的书法理论。朱熹对书法的认识闪烁着真知灼见,对后世的书法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朱熹的书法声名远播,"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圭璧"。其书"意致苍郁、沉深古雅",为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    

7.  宋明理学研究  
   文刀《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2卷第3期
   在过去一年中,学界对于朱熹的经学思想与方法的论述颇多。朱汉民和肖永明都注意到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经学诠释特点,并指出朱熹在注重义理阐发的同时,并不废弃章句训诂,朱熹的经学兼取汉唐以下诸家之长,力求经文本义,将理学与经学统一起来。梁涛则注意到朱熹对于“慎独”的误读,并且揭示出这种误读所包含的经学诠释意义。而余英时先生晚年的倾力之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无疑是这一时段有关朱熹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将影响到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宋明理学研…    

8.  从《四书》学看北宋理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的异同  
   肖永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8卷第5期
   从《四书》学的角度,对北宋中后期活跃于学术舞台的理学、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治学方法和理论特点上三者有较多的相同之处,都注重阐发经典精义、关注天道心性问题、自出义理、发挥己意,但在三派学术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述和发挥方面又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    

9.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蔡方鹿《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卷第3期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0.  朱熹《四书》次序考论  
   郭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朱熹晚年曾对《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内部的先后次序作过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定 ,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学观点和“道统”思想。然而 ,这一问题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    

11.  民国时期白寿彝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论证  
   乐爱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9期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尤其是他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研究,着重于从佛书之外得到证据,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他不仅以李侗《与罗博文书》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证明朱熹从道谦学佛,而且最早以朱熹《游密庵》说明朱熹青少年时多次游盘于道谦所居的密庵.他的这一研究对于论证朱熹从学于道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2.  朱熹经学之渊源  
   蔡方鹿《东南学术》,2002年第6期
   朱嘉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 ,批评其流弊 ,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材料基础上 ;他不囿于成说 ,而是大胆怀疑 ,加以创新 ,这种思维方式乃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与唐宋时的“四书”之学也存在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朱熹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故而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13.  黄侃读书法管窥  
   徐有富《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9卷第6期
   文章对黄侃读书治学的方法作了探讨,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一写黄侃藏书的特点;二写黄侃读书治学从目录学入手;三写黄侃读书治学有很强的计划性;四写黄侃采用博览与精读相结合的方法读书;五写黄侃读书无不施圈点;六写黄侃读书善于思考,并注意总结规律。    

14.  试论宋代的《天问》注释特色——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为考察对象  
   韩锋  黄建荣《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洪兴祖的《天问》注释特点,主要在校勘异文的基础上以翔实的史料来补王逸注释的未备或模糊之处,或说明句子的转折、承接关系和内在联系,或对《天问》的旨意作进一步阐发;其不足主要是对一些难解或无法解释之字句强作训释。朱熹的《天问》注释特点,一是体例上的变化,二是在集王、洪字词注释于一体的基础上阐发个人见解,三是以哲学中的理、气说对章旨作义理上的阐释。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主要是在疏通柳宗元《天对》难解字词的基础上,纠正和补充前人的偏颇、失误之处;但其明显的不足,也是因受《天对》影响较深而沿袭了其中的一些讹误。    

15.  从《香囊记》中的“传注语”看程朱理学对明前期戏曲创作的影响  
   马琳萍  朱铁梅《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5期
   通过戏曲与程朱理学两种文本参校细读的方式我们发现《香囊记》以戏曲之形而行议论说理之实,大量引用阐发朱熹的“传注语”及其他程朱理学著作,具体而微的反映出程朱理学对明前期戏曲创作的深刻影响。    

16.  论焦循的《论语》学研究  
   陈居渊《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卷第1期
   焦循对《论语》的研究,是为补充邢昺的《论语注疏》而作,其特点是重义理而轻考据.他对"一以贯之"、"异端"等孔学真谛作出了新的诠释,提出了以《论语》来阐发《易传》思想,又以《易传》来印证《论语》之说,从而正确地把握孔子的思想脉络,给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治学启示.另外,通过对《论语通释》原稿本与定本之间关系的考辨可以看出,《论语补疏》是研究焦循《论语》学的最为完备的文本依据.    

17.  论朱熹哲学体系诸范畴的理论价值  
   梅焕庭《学术研究》,1995年第5期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博大恢宏的哲学思想,包含着一个系统的范畴体系。只有了解朱熹如何阐发诸范畴的内涵,才能对朱熹哲学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本文仅从朱熹的范畴体系中,选择理、气、性、欲四个范畴作为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理”的本义,在中国哲学史上通常指条理、准则。如《说文》释“理”为“治玉也”。孟子则从伦理学的角度将“理”与“义”并联,作为评判价值的标准。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①但不具有哲学范畴的意义。苟况、韩非讲“理”,既有条理的意思又有规律的含义。苟况说:“凡以知,人之…    

18.  李退溪的情感哲学  
   蒙培元《浙江学刊》,1992年第5期
   李退溪是理学即新儒学在朝鲜时期的主要传播者和代表人物,他对朱熹的性情学说有详细阐发,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问题,特别是道德情感及其直觉体验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注意到人的情感的重要性,他从人的情感经验出发,建立了古代人本主义的仁学。这种学说尽管受到家族伦理的历史限制,但它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其中包含着对人的真情实感的承认。只要人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心灵就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孟子进一步发展出心、性、情合一的心性学说,把人的心理情感,特别是“四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说成是人性的心理基础,从而赋于情感以更大的意义。人人皆有“四端”之情,扩而充之则能发展出四种最基本的道德理性,即所谓善。因此,“四端”之情便是人的价值所在。他从“孩提之童”具有爱亲的自然情    

19.  从《诗经学》看胡朴安的治学方法  
   朱敬《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8卷第6期
   胡朴安一生从事文教、编辑事业,著述丰富,治学自成特色。《诗经学》一书明确地体现了其治学方法:注重"正名";注重古书的史料价值;注重对学术史的整理和编撰;注重治学方法的介绍和治学门径的指导;注重学术的创新。他这些治学特点和治学方法在当时处于学术前沿,对后人的学习和研究也有很大启示。    

20.  论荆公新学的治学特点  
   萧永明《中州学刊》,2001年第2期
   北宋中期 ,面对儒学的内在危机及佛道的外在挑战 ,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学者进行了复兴儒学的艰苦努力。他们突破汉唐儒者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 ,在训释经义时不作繁冗琐细的训诂考证 ,注重阐发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 ,并且大胆创新 ,自出己意 ,对经典进行创造性的解释 ;与此同时 ,他们以兼容开放的态度 ,融汇百家而陶铸己说 ,在坚持儒学本位的前提下公开汲取佛、道、法诸家学术之长 ,在治学方法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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