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出口二元边际？ —— 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为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将出口二元边际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2002-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的微观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促进企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提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的提升效应强于加工贸易企业、非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在低市场准入成本和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对出口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     

多产品企业、融资约束与出口二元边际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Bernard等适用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分解方法为基础,从企业内微观视角考察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制约作用。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内出口二元边际的四个维度共同构成限制作用,从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两个方面同时阻碍了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本文还证明融资约束问题与企业所有制属性密切相关,其作用强度在各类企业间并不均衡。     

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二元边际分析框架

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中国对其出口贸易额逐年增长。借鉴Hummels和Klenows(2005)的研究方法,基于CEPIIBACIHS2002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考查了中国在2003年至2017年期间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增长主要靠集约边际拉动,扩展边际一直处于较为平稳状态;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呈现不同的上升趋势,且各个国家的二元边际值相差较大,但基本上都是靠集约边际拉动出口增长;经济规模、固定和可变贸易成本、多边贸易阻力、生产率水平、经济危机以及贸易双方是否接壤等因素均影响到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且不同因素的影响各不相同。据此提出应当注重科技创新,完善物流体系,维护现有贸易关系,提高企业生产率等对策建议。     

前端污染治理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来自二元边际视角的经验证据

前端污染治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落脚点。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前端污染治理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前端污染治理显著提升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其次,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前端污染治理并未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波特假说”不能解释前端污染治理对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而生产率的动态分解结果表明,存活企业间配置效应和退出企业效应是前端污染治理影响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最后,进一步考虑企业出口边际,前端污染治理通过生产率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并且这一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扩展边际与大企业、加工贸易层面。结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如何从环境治理领域培育出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汇率体制和出口边际

出口边际涵盖了广度边际、深度边际、价格指数、数量指数和质量边际。将109个国家的实际汇率体制分成固定汇率、爬行汇率、管理浮动和自由浮动四类,运用1992-2001年各国对美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数据,估计了各类汇率体制对出口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汇率制对出口广度和深度的促进作用是和汇率低估程度紧密相关,只有当汇率低估程度达到30%以上时,固定汇率制才对出口广度和深度起到促进作用。固定汇率和爬行汇率制国家的出口质量较低,而管理浮动制国家的出口质量较高。虽然在固定汇率制下大幅低估汇率能够促进出口,但它是以低价低质为竞争手段的,而管理浮动制能够抑制低价促进出口的程度,使得提高质量成为促进出口的手段,有助于一个国家保持长远的出口竞争力。     

区域贸易协定条款深度对进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受阻,区域贸易协定(RTA)逐渐成为一国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中国的外贸政策也正由原来的注重出口逐步调整为进出口并重。以2003—2019年中国已签署的RTA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种衡量RTA条款深度的指标,深入分析了条款深度变化对中国进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总深度指数、核心深度指数、“WTO+”深度指数及“WTO-X”深度指数的提升对中国进口扩展边际的影响不显著,但均能显著促进中国进口集约边际的增长；RTA灵活度的增加会削弱RTA条款深度对中国进口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及缩减双边制度距离是RTA条款深度促进中国进口集约边际增长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RTA条款深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进口集约边际的增长,但显著抑制了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进口扩展边际的增长；相对于农产品的进口二元边际,RTA条款深度的提升仅显著促进了工业品进口集约边际的增长。为更好地发挥RTA促进进口的积极效应,中国应加快签署深度RTA,同时积极推进与发达经济体之间RTA的谈判与合作,有选择性地设置RTA条款的灵活度。     

中国对俄出口稳定性的微观视角分析

为考察中国对俄出口的稳定性,选取1996—2014年6位HS微观贸易数据,通过计算中国对俄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稳定性指数,实证分析二元边际对中国对俄出口稳定性的影响及贡献度。结果显示,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是中国对俄出口波动的原因,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在较长时期内都会抑制出口波动。为促进中国对俄出口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新的微观视角。     

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额的二元边际研究

为了研究中国出口东盟贸易,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HS六位编码数据,根据HK分解法计算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并运用扩展后的引力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确保结果稳健性,使用PPML进行检验。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出口东盟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扩展边际对制造业出口贡献更大。中国经济规模、中新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对二元边际起促进作用,但是东盟经济规模和贸易自由度会阻碍二元边际的增长。     

关税对企业贸易边际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

关税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两个维度研究了关税下降对企业贸易边际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关税水平下降主要导致企业的贸易扩展边际增长,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则主要导致企业的集约边际增长。具体来说,关税水平下降得较多的行业,企业的扩展边际增加较多,但相应的集约边际反而增长较少,从而导致总出口减少;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得较多的行业,对美出口的集约边际增加较多,而相应的扩展边际增长较少,从而导致对美总出口增加。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出口质量。     

关税削减、多产品企业与中国进口的扩展边际

文章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的多产品企业视角,运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的微观数据分解了中国进口的二元边际,并结合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实证分析了关税削减对中国进口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多产品企业内部的扩展边际约占中国进口总额的50%,关税削减在短期内增加了进口企业数和进口产品种类的扩展边际,但却减少了进口市场的扩展边际;在长期内,关税下降分别从企业、产品、市场的3个维度促进了中国进口扩展边际的增长。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中国旅游业劳动生产率结构变迁效应研究——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实证分析

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间的关系可以借助结构变迁效应进行研究和阐释。文章使用Shift-share方法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实证检验了2000-2016年间中国省际旅游业劳动力要素流动对其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从"结构红利假说"角度阐释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研究表明,2000-2016年我国旅游业劳动生产率显著增长,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率增长效应。现阶段,我国旅游业"结构红利"和"结构负利"并存,需要进一步提升"结构红利"效应,促进中国旅游业劳动要素的合理流动,提升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潜力。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联:模式与解释

在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理论关系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1998—2007年间对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现状、两者之间的关联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较大程度上高于其工资水平,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而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性则有所下降。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关联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企业的规模、劳均固定资本存量,以及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也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国制造业进口多样化及其生产率效应研究

制造业进口多样化程度上升会提高其生产率。首先利用UNCOMTRADE数据测算2001—2014年我国25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进口多样化程度,发现制造业总体进口多样化程度先下降后上升,呈现阶段性波动;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进口多样化程度存在差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进口多样化程度最高、资源密集型制造业最低。其次提出制造业进口多样化可以通过横向竞争效应、横向学习效应和纵向溢出效应提高其生产率,集中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上升。最后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数据,证实我国制造业进口多样化程度上升的确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中存在差别,进口多样化程度上升显著促进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够显著。     

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合作行为的逻辑关系已经成为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基于219户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和中共党员身份外,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对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居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行为倾向;社会规范能够提高居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居民投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信心;社会信任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自主合作行为。为从源头上化解我国生态环境管理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政府应积极促进居民间的网络互动,完善互惠共享的社会规范,提升居民间的普遍信任,同时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巧的宣传力度、发挥党员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带头作用,通过社会资本发展促进公众的自主环境保护合作行为。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劳动报酬比重研究

以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剖析了不同产业、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垄断和非垄断行业劳动报酬比重的影响因素,旨在解决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表明：行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劳均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受教育年限、35-49岁就业人员比重对行业劳动报酬比重影响显著。由此制定了＂分阶段,分梯度,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政策建议。     

劳动力成本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成本具有二重性,对企业而言是成本,对劳动者而言则是收入;它既是成本支出,又是激励手段。劳动力成本是积极成本,不可与其他物质要素成本等量齐观。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激励效应显著且存在区间性,劳动力成本对劳动生产率是"激励不足",还是"过度激励",抑或"合理激励",取决于劳动力成本所处的区间。1999—2007年间,我国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显著正相关,其激励功能处于加速阶段。现阶段应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高收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实现较低的相对劳动成本,在保持劳动成本优势的同时,扭转国民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趋势。     

山西吕梁贫困地区劳务输出的思考

劳务输出直接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多少,是制约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重大问题,对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山西贫困地区吕梁市为例,从劳务输出的三种主要形式即自发输出、“裙带”输出、组织输出入手,分析新农村建设下劳务输出的现状。针对吕梁市劳务输出规模和地域不断扩大、经济效益日益显著、劳务输出人员素质亟待提高的特点,吕梁市提出了多项劳务输出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从政府、农民、用人单位以及中介组织等多角度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职业技能培训为先导、制度创新为动力,综合运用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中介服务、法律维权等手段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县域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格局。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在劳务输出途径、规模及质量上不断求创新、谋发展,推动吕梁市尽快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工资上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存在性及门槛效应研究

工资上涨主要通过要素替代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人力资本投入效应、效率工资效应及创造性破坏效应等机制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但工资上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存在"门槛效应",过低的工资水平不利于一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反而使其陷入低工资低生产率陷阱。经借助GMM及非线性内生门槛检验方法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高工资高劳动生产率的结论适用于中国,不同时间段的比较得出近年来工资上涨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内生门槛回归得出中国工资劳动生产率的门槛值为年均12693.05元,目前工资越过该门槛值的仅有上海、北京等8个省份,进一步比较分析得出该8个省份的工资上涨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显著高于未跨过门槛值的省份。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空间分布的"二重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

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产业分布空间非均衡（中心-外围）仅具有量化“一维性”,即加总的产业份额差异; 但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则具有“量”和“质”的“二重性”,即产业份额与生产效率耦合。产业分布轨迹在一维空间中以中心（高梯度）向外围（低梯度）的“单向迁移”为主,但在二重空间中则呈现出中心低效率企业向外围、外围高效率企业向中心的“双向迁移”特征。除传统集聚或分散力外,异质性企业的竞争和选择行为是二重空间构建的“第四”动力,而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则是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基于企业异质性的产业空间分类可能会扩大地区间平均生产效率差异和地区发展差距,故要求产业空间布局政策和发展战略更为精细化、差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