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幸福的关系:基于跟金钱与幸福关系的比较

时间和金钱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它们对个体的幸福至关重要.作为稀缺资源,金钱在个体低收入水平下与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而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金钱与幸福的关系很小甚至没有关系.时间充裕与个体幸福感呈正相关.与以最大化幸福的方式花费金钱相比,存在几种有利于幸福的时间花费方式.作为启动刺激,时间和金钱都会影响个体幸福感,但两者与幸福感的关系有很大差异.金钱启动虽有利于减轻个体的痛苦,但也会削弱个体的幸福感,而时间启动却往往有利于幸福感的提高.用金钱来衡量时间,会削弱个体的幸福感.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探讨不同研究对象的差异以及深层次的心理机制.     

研究生人格特征、金钱态度和幸福感的关系

对人格特征与金钱态度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可以考察金钱态度是否能够中介人格特征的作用。采用金钱态度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397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人格特征对总体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加入金钱态度后,人格特征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金钱态度中只有维持—保留和不信任两个指标对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人格特征能够预测总体幸福感和金钱态度,而人格特征对总体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会部分的被金钱态度所中介。     

对“Easterlin悖论”的解读——基于农民工的视角

基于CHIPs调研数据可知,农民工收入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同样表现出“Easterlin悖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农民工幸福感起正向作用的并非家庭收入本身,而是扣除生活必要开支后的剩余部分,说明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并不止步于基本需求的满足。（2）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严重损害其幸福感,但随着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其损害程度会逐步降低;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仅负向影响低收入者的幸福感。（3）收入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城市居民、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均不利于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他们并不将同村村民视为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4）当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诉求,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流动方式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作用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节作用。通过层次回归以及调节效度检验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中WIF时间冲突、FIW压力冲突以及WIF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2）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3）通过回归分析也证明了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指出通过企业帮助、政府支持及农民工自身调解可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矛盾。     

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为了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复杂关系,调查了3192名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但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这将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大学生精神信仰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采用问卷法对270名大学生的精神信仰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大学生精神信仰的总体状况呈现出社会信仰最强、实用信仰次之、超自然信仰最弱的特点。在9个维度上的信仰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民族信仰、生命崇拜、国家主义、家庭主义、政治信仰、家族主义、宗教信仰、神灵崇拜、金钱崇拜。（2）男生比女生更容易产生金钱崇拜,女生比男生更容易产生神灵崇拜。（3）大四年级学生在民族主义、金钱崇拜维度得分最高,大三次之,大一最低。（4）生命崇拜和家庭主义有助于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提升。而金钱崇拜有碍于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国家立义、神灵崇拜、生命崇拜以及宗教信仰都有助于积极情感的增加;神灵崇拜和金钱崇拜会增加消极情感,而生命带拜则减少消极情感。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论侵权责任方式之间的内在体系——解读《侵权责任法》第15条

《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八种最主要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而这些责任可以根据其功能上的不同分为防御型责任和补救型责任，两者各自独立，互不影响，构成了民事权益保护的并行轨道。但在补救型责任内部，又可以分为金钱责任（赔偿损失）和非金钱责任（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和消除影响）两种方式，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替代性。基于民事责任的救济性，债权人在责任承担的方式上虽有一定选择权，但亦受经济合理性的限制。     

《金瓶梅》与明代社会的金钱观念

本文通过对<金瓶梅>的文本透视,重新审视明代社会金钱观念的历史因变,发现明人撕去传统价值罩在"利"字上的虚伪的面纱,表现了对金钱的认可、追求与崇拜;但同时传统文化的积淀并未完全消除影响,明人的金钱观念具有重财又轻财,趋"利"又尚"义"的特质.这于今天的社会不无启示意义.     

农村流动人口的收入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基于2018年CM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流动群体幸福感以及城市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探讨了收入对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即社会参与的中介作用和流动性对以上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收入对社会融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随着流动时间和流动距离的增加,这种直接影响会减弱....     

从观念形态到幻象形态: 西美尔货币哲学的心理学逻辑

从历史的具体中抽取无时间性的社会静态的分析方法是西美尔货币哲学最核心的方法论特征,在西美尔视域中的货币绝对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世界之相对性存在的象征物。在目的论序列中,货币的手段特权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使货币从一种相对性的手段变成一种心理上绝对的目的,导致货币幻象的产生,使内在世界的固有价值被剥离并消融于货币的量中。尽管西美尔对货币进行大量的哲学修饰,但是却始终无法认清货币的真正角色是阶级压迫的迷惑性工具,因而无法成为解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改革开放近40年,家庭收入水平逐年增加,然而家庭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家庭比非金融普惠家庭的收入差距高出全国21.531元,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家庭幸福感,探求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CHFS京津冀样本数据,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普惠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42%.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社区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河北地区,社区金融普惠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37%.进一步发现,京津冀金融普惠对各分位点家庭收入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呈递减趋势,这是金融普惠降低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原因.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京津冀地区,普及金融普惠能够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增强家庭金融发展协调性,增进家庭福祉,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     

新时期中国货币数量需求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

基于中国经济大转型的时代特征,通过理论分析,把包括中国地下经济规模隐性变量纳入货币需求影响因素的考察范围,针对M1和M2建立了中国新时期货币需求函数理论模型。选取2000到2015年的年度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影响中国M1层次的货币需求主要因素是包括地下经济的总名义国民收入和经济货币化水平,机会成本和汇率对中国M1层次的货币需求影响不显著;影响中国M2层次的货币需求主要因素是包括地下经济的总名义国民收入、经济货币化水平和机会成本,汇率对中国M2层次的货币需求影响也不显著。     

社会资本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幸福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信任都与幸福感正相关,关系和谐同样具有促进农民幸福的作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利。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幸福,并且对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作用更强,这对促进民生幸福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公款境外赌博犯罪的生成机制与预防对策

公款境外赌博犯罪危害极其严重,且难以治理。在众多有关犯罪生成与治理的研究中,从法经济学角度入手的生成和治理理论赢得了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可。从法经济学上分析,公款境外赌博犯罪是因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的个体选择所导致的病态社会问题。因此,提高犯罪的成本,降低犯罪的收益是治理犯罪的基本理路。而要达此目的,制度的有效引导、刑事政策的准确选择和刑事立法、司法的积极应对是当下所必须重视的。     

货币需求理论的新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从局部需求动机到联合动机研究货币需求是货币需求理论的一大进步。重新定义货币,构建新的变量体系,提出新的需求理论及利用新的计量技术是目前为克服经济全球化和金融革新冲击货币需求函数的几个对策。纵观现有的货币需求理论,其存在着诸如经济人假设、融资动机研究薄弱、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分析人为分割及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等问题。随着网络经济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以往界定的三动机与收入利率关系将不再可靠,由于经济交溶和货币在国际间的快速转移使得货币需求分析框架不能局限在一国范围,需求动机在时空分割上的模糊也将迫使以往分析方法改变,货币需求理论与时俱进将是一个必然要求。     

科学金钱观及其伦理审视

科学的金钱观是在金钱问题上,主体认识到金钱只是价值的一种象征物,能正确处理金钱和道德的关系,强调健康、科学消费的一种态度和观念。由于科学的金钱观能正确认识金钱和价值的本质关系,所以能科学地处理金钱和道德的关系,从而在获取金钱的途径上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同时在对金钱的消费上能认识到金钱只是获得幸福的媒介,呼吁健康消费。     

新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

社会科学中对幸福感的研究多从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学科视角出发,从传播学角度直接论述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较少。通过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等质化研究方法,考察了大众传播的媒介使用对使用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介使用通过三种路径影响主观幸福感:人们通过媒介内容(信息)的主动使用与满足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媒介作为中介变量能使大学生构建更广阔的主观现实(subjective-reality),通过参照系对比和后续行为,进而与主观幸福感发生勾连;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如"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等象征性资源,整合社会凝聚力,人们的"认同"感知的变化会隐性地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马克思的货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认为,货币在本质上不过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物化形式,体现的无非是在劳动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货币拜物教将货币从手段变为了目的,剥夺了一切事物的价值,扭曲了人的感觉与需要,甚至使之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对货币异化、货币拜物教的这种批判,对于生活在当今越来越成熟的市场经济下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