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施“历物之意”说

惠施,宋国人。他的生卒年限,近人考订为公元前三七○——三一○年。他的一生行事,我们所知道的,有以下几点:(一)他曾作过魏相,充当齐魏两国徐州相王的主谋人,在政治上主张“去尊”和“偃兵”。他在魏国的政敌是张仪,公孙衍却很崇尊他。(二)他的年岁略长于庄子,死在庄子前,和庄子是朋友。他们二人时常争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庄子虽一再批评他,也很怜惜他,推重他。他的“汜爱万物,天地一体”的思想曾给予庄子以一定的影响。(三)他著书很多,“其书五车”;喜和人辩论,有时到了“说而不休,多而不已”的地步;可惜他著的书都失传了,比较成套地为     

修订本《辞源》(三)注释商榷

书证乃证明词语释义之确,犹言“谓予不信,有书为证”。然旧《辞源》、旧《辞海》中皆有举书证而失注例,见其疏略。不意修订本《辞源》亦偶有此弊,某些典故已有特定含义,只述典而无注,失之。 濠濮闲想(p1864.3):“相传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又庄子钓于汉水(引文误,当作濮),却楚王之聘。后因以濠濮指高人寄身闲居之所。下举《晋书·范宁传》、《世说新语·言语》书证(略)。”     

辩“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用进化生物经济学反击不可知论

庄子与惠子关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濠梁之辩，古今论者多数认为庄子辩胜了。实际上庄子是诡辩。用进化生物经济学反击不可知论，不但给濠梁之辩的胜负作出了与历来多数学者不同的判断，或胜负判断同样而依据不同，而且超越了中西方学界在可知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僵持。通过证明所有具有机动性的物种都是具有意识的和所有具有意识的物种都是有苦乐感受的等命题，可以帮助评价濠梁之辩。     

从庄惠之争看庄子的精神困境

庄惠之争是研究庄子哲学的关键,从"濠梁之辩"的探讨出发,它集中反映了二人思想的冲突与互认,并进一步确立了这种研究思路的可能与必要.立足于二人的争论重心,从"用大"到"求真"再到人情之辩,惠子的诘问促进了庄子观点的明晰,也展现了庄子思想更为深层的矛盾:自由的悖论和自我的悖论,这不仅是庄子一人的精神困境,也启发着人们的理性反思,因此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价值.     

高枝已约风为友

庄子在他的著作里，经常拿惠施开涮，好像惠施挺俗的一个人。其实惠施是名家学派的著名学者，“学富五车”就是说的他。庄子和惠施是惺惺桐惜的朋友，惠施去世，庄子过其墓，悲痛难抑。写下那个著名的寓言：运斤成风。石匠技艺高超，他的朋友郢人弄一块白石灰放在鼻尖。石匠蹲马步，高举斧头，大喝一声，“运斤成风”，其势可裂金石，     

鱼乐之辩:中国古代怀疑论和可知论的论证

我国古代也存在怀疑论和可知论之争。庄子和惠施虽然不是两方代表,但二人在他心问题上的争论确也深刻反映了我国古代的认识论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这次鱼乐之辩无论就双方的思辩性还是逻辑推理的缜密性都为后人所称道。通过分析二者逻辑推理过程,以剖析其思想的渊源,从而审视庄子和惠施的哲学思想。     

《庄子·天下篇》与“庄子·惠施篇”

《庄子》的传本,仅郭象编注的三十三篇流传下来,其中是没有“惠施”这一篇题的。但《北齐书·杜弼传》云:“(弼)注‘庄子·惠施篇’。”王应麟根据这句话,疑《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庄子》五十二篇旧本,原有“惠施”一篇。谭戒甫先生又进而推考:杜弼注的“庄子·惠施篇”,其实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惠子》一书,刘向校定群书时,按“篇名互见例”附入《庄子》五十二篇,其后晋人删注《庄子》,又将其     

从容不迫

有一天,庄子和友人惠子一同前往附近的濠(háo)水边游玩。二人来到濠水边,但见水流缓缓,清澈可鉴,石缝之上,鱼儿悠闲地摆动着美丽的尾鳍(qí),庄子一见不由赞叹道:“你看这些鱼‘出游从容’,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一听,立刻反问道:“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捻(ni     

庄子哲学的历史渊源

庄子哲学思想产生于楚国独特的历史土壤。楚国历史悠久的天文学,为庄子的朴素唯物的天道观提供了科学基础;楚人是《易经》与阴阳家的鼻祖,其辩证的思维方式,为庄子哲学提供了“切玉刀”;楚国在长期而独特的历史道路中成长的民族精神,为庄子哲学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营养。     

庄子散文中楚国文化的审美印迹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是诗的哲学,也是哲学的诗,历来倍受文人的青睐和赞赏。就《庄子》看来,其受楚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最为突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楚人尚巫风俗对庄子的影响;二是楚国社会及山水风物对庄子的熏染。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越国民族源流考

于越为夏帝少康之后,自先秦到两汉时期,并无人怀疑。三国吴人韦昭对《郑语》:“芉姓夔越”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作出“楚、越同源”的错误论断。后代以此为据,以讹传讹 。本文考证夏、越关系的源流,考证了史伯与司马迁的关系;访问了夏越后裔,从而纠正了“楚、越同源的错误说法。”     

《人间世》“颜回适卫”新论

《庄子》在历史上存在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同时又存在某些特别趋同进而影响通篇解释的现象,《人间世》"颜回适卫"情节就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典型文本。对于孔子批评颜回"端而虚,勉而一"的理由,解释史未能认识到孔子是在揭示一种身心规律,遂导致了语境理解上的不连贯性,因而未能揭示庄子的务本方法论。     

试论"庄子叹骷髅"故事之嬗变

“庄子叹骷髅”故事是《庄子·至乐》中的一则寓言,自产生后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故事内涵,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战国时期,故事已经成型,表现出乱世的乐死悲生的生命观。魏晋时期,很多文人对其进行了改编,故事形式由寓言变为抒情赋,主题也从死亡赞变为死亡叹,故事的哲学内涵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到明清时期,“庄子叹骷髅”故事进入到戏曲和小说,并以说道情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故事增加了骷髅复活情节,讽刺世态炎凉和小人恩将仇报的内涵,使“庄子叹骷髅”故事成为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试论明清回回理学兴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我国回族是由历史上的“回回”穆斯林移民演变而来的。明清之际,正值该民族在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后其文化思想和民族意识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期间,该民族中涌现出了精通伊斯兰和儒家等多种文化并具有回汉双重文化气质的知识分子——“回儒”,正是他们,在伊斯兰哲学的基础上,同时也在宋明儒家理学的全面影响下,创造了我国的一个新的理学体系——“回回理学”。这既是对其本民族,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贡献,它也证明了回汉两族之间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魏晋诗文的感时感物与<诗经>

魏晋之际社会普遍存在感时感物之时尚,士人们的创作也就出现了许多感时感物的作品.这除了社会政治、文学思潮的影响外,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士人们借鉴<诗经>感时感物的创作方法,化用<诗经>的意境进行创作,反映出<诗经>作为文学"基因"之一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豫章才女蔚为霞——江西闺秀词人创作述略

江西闺秀词的创作,与闺秀词的整体创作基本同步,在越过了唐五代的孕育期之后,也历经宋金的繁荣、元明的衰落、清代的极盛的几个过程,出现过魏夫人、景翩翩、刘淑、朱中楣、曹慎仪、萧恒贞、陶淑等优秀的江西闺秀词人。但由于接受观念、接受环境隔膜,长期以来她们被久置历史深宫无人问津。     

《左氏会笺》训诂术语浅释

<左氏会笺>是日本学人竹添光鸿对<左传>进行注释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搜览载籍,稽考诸说,折衷众家,深文以辨,审慎以断,守正创新,颇多所得.竹添氏在注疏中,大量使用训诂术语,释义明理.传统术语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知和理性判断的科学自觉程度而且显示了他的学术继承性和创新精神.本文旨在通过对该著中训诂术语的特点的归纳及含义和功能的分析阐扬,使人深入理解作者的疏解,并能全面把握其训诂条例,帮助正确认识其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