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至尊思想在云冈巨佛雕刻中的体现

云冈石窟早、中期的开凿贯穿着"龙飞九五"、"九五至尊"的思想。早期的昙曜五窟,就是从"九五至尊"的"五"得阳位之中正,即最理想的地区而来。昙曜五窟的五尊大佛,分别象征着拓跋珪(20窟)、拓跋嗣(19窟)、拓跋焘(18窟)、拓跋晃(17窟)、拓跋濬(16窟)。而孝文帝时继续开凿的四大窟,继承了昙曜五窟开凿时确立的指导思想,与昙曜五窟共同构成了"九五"之"九",中期的四大佛窟分别象征着拓跋弘(13窟)、元宏(10窟)、文明太后冯氏(3窟)和元恂(5窟)。都体现了佛教必须为皇权服务的原则。     

论昙曜五窟

云岗石窟雕饰奇伟、英武华贵的造像风格是北魏皇权缔造的石窟建筑模式,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昙曜五窟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文章从时代背景、造像特点、风格特征、美学意义等几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岗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

大金西京武州山石窟,即今山西省大同市城西三十里的云岗石窟.这里"凿石开山,因岩结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水经注卷-三?水),"石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余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栉此相连三十余里"(续高僧传卷-昙曜传).这伟大工程不仅是我国佛教艺术中的精华,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迹!石窟的营建,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知由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昙曜请凿五窟开始.之后,魏书卷六显祖纪、卷七高     

云冈石窟的皇家特性

云冈石窟从开凿起到主要洞窟的基本完成,无不与北魏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昙曜五窟"的开凿宣告了"沙门不拜王者论"的结束,而政治上的需求则引发了艺术上的创新和发展。皇室与社会民众的互动促进了佛教艺术世俗化的进程,并形成了云冈造像模式。     

昙曜与《方便心论》

沙门统昙曜在北魏文成帝复法之后,于延兴二年(472年)组织西域沙门吉迦夜翻译的《方便心论》(一卷),着重反映了佛教中辩论时所用到的逻辑学,但昙曜在当时翻译《方便心论》不仅是为了宣讲佛教的逻辑学,同时也反映当时北魏的政治背景及佛教发展状况,充分表现了沙门统昙曜护法的目的。     

浑源孙氏与元代大同

古域大同曾经是北魏帝都，辽金陪都，留下了令人赞叹和神往的文化胜迹。到了元代，这座城市不但没有衰减它的皇家气象，而且由于蒙元疆域和势力范围的空前扩大以及军事生产与民间贸易的需求，空前地繁荣起来。浑源孙氏在元代显赫一时，祖孙几代都与大同有着直接的联系，为大同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试论北魏冯太后与佛教

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在其临朝听政期间,大力提倡佛教,开凿方山石窟、扩建云冈石窟、修造寺塔、剃度僧尼并支持昙曜等人的译经活动,促进了北魏佛教的发展。但冯太后并不一昧崇佛,她对佛教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利用佛教巩固统治,表达对故国的思念,另一方面则对佛教实行限制,通过检校僧尼、禁止僧人自行游历村落等政策,使佛教不至于过度发展,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名城古都保护复兴之路的探索与实践

大同作为两汉要塞,北魏京华,辽金陪都和明清重镇,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探索和实践历史名城故都保护与复兴之路,可概括为＂六个基本走向＂：从旧城改造走向古城保护;从单位保护走向整体保护;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从文物造假走向修旧如故;从文化包袱走向产业创新;从个性泯灭走向特色张扬。熔铸时代精神,塑造城市品格。     

北魏平城研究史料撷珍

大同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开始，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自北魏定都平城（大同），一直是我国北方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1982年，大同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00年4月，原雁北师范学院（现山西大同大学）扩建时发现了以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为主的北魏墓群及其文物，为近年来研究有关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史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现选登几幅有关图片供文物爱好者及大同历史文化研究者参考。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呗文化

北魏平城时代所开凿的云冈石窟及同时期的墓葬中表现出的乐器元素,反映着北魏平城时代佛呗文化的异域特色,这一风格对隋唐音乐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论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

北朝晚期,山东圆形石质墓的出现可能源于清河崔氏乌水房对北魏云冈椭圆形石窟的取法。以墓葬形制模仿石窟形制,体现的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将佛教因素引入墓葬的做法,是当时地位较高者的权利。崔光推动这种做法,是为了整体提升家族地位,彻底告别平齐民的俘虏身份,以重新树立起门阀士族的新形象。云冈一期的椭圆形窟是拓跋鲜卑石室(祖庙)崇拜和穹庐居住遗风相结合的产物,当云冈二期反映汉化趋势的方形双窟流行时,椭圆形窟又成为与之相对立的鲜卑旧俗的象征。在胡汉斗争的复杂形势下,善于随时俯仰的崔光选择了比较稳妥的椭圆形制。     

三年——首届学生毕业晚会上的朗诵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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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地区石狮子造型艺术初探

石狮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雕刻艺术,是中国古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宫殿、寺庙、佛塔、桥梁、府邸、园林、陵墓等古建筑群都雕刻有石狮子。山西大同这座千年古城拥有许多古代寺庙等古建筑遗迹,如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善化寺、华严寺、府文庙等都有数量众多的石狮子。从北魏到明清,大同地区可谓集北方石狮艺术之大成,风格自成一体,有着十分显著的大同地方特色。     

大同地区考古资料中的古代家具初探

大同地区关于家具的考古资料实物有随葬品、冥器模型、石刻以及壁画等，集中反映了北魏、辽、金、元时期的家具状况和水平。在南北融合、东西交流中家具发生了变化；北魏时期为渐高型家具时期，辽金时期高型家具逐渐走向成熟并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种类式样繁多：元代家具一改宋代家具简洁隽秀的风格，形成了造型上厚重粗大、装饰上繁复华美的风格，对于高型家具由宋代的普及型向明代的成熟型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大同北魏平城旅游开发研究

本文以历史文化为出发点,从北魏平城时期的遗迹———云冈石窟、北魏明堂、北魏永固陵等入手,研究大同北魏平城旅游开发。提出了以云冈石窟为主体构建北魏平城文化旅游体系;开发永固陵景区、设立北魏文化博物馆,丰富北魏平城文化旅游体系;完善北魏明堂遗址公园的配套设施,提高北魏平城文化旅游的品位;组合资源以突显北魏平城文化旅游的整体格局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云冈文化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

云冈文化是大同地方文化的总称，代表了大同地区的文化发展形貌。云冈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其形成和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云冈文化是大同最具地域性、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文化，也是大同文化品质的最高体现。“新云冈计划”启动后，云冈文化应当被重新审视和认识，各文化单位应当倾力合作，将云冈文化打造成大同市的文化名片。     

北魏洛阳时期文学风气的外在表现

迁都洛阳后，北魏文学有较为快速的发展，文学风气得到重建，外在表现就是社会上文学活动的相对兴盛有密切关系。文人在相互切磋交流中提高了写作技巧，南北文风在这样的活动中也得到了初步融合。北朝后期唯有东魏北齐继承了北魏多数的文化遗产，这就为北齐文学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木兰诗》始于北魏平城末期京畿考

从北朝与北方少数族强敌柔然的战和关系与双方的势力消长看，从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对柔然军事斗争的情况看，再从明堂制度的变迁以及北朝只有北魏平城末期在平城南郊建成明堂的实际看，《木兰诗》都只能是始作于北魏平城末期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有关《木兰诗》若干零星问题的解读，亦有助于理解《木兰诗》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年代。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