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共享单车回收治理的多主体博弈演化

随着共享单车在中国各城市的陆续投放，其产业链中下游的回收与转化问题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借鉴国内外固体和电子电器废弃物回收经验，提出生产责任延伸制（EPR）与征收环保税两种回收治理模式，通过构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仿真方法，对两种模式下废弃共享单车回收的多主体博弈治理过程进行模拟仿真，分析各方主体的演化均衡策略及最优治理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三方主体最终将达到政府停止监管、企业选择生产责任延伸制模式、消费者参与回收的均衡状态；外生变量（消费者补贴、环保税和企业回收转化收益）对主体策略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且敏感程度依次增强。认为:在现阶段，政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需对共享单车企业强制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使其承担产品从生产使用到废弃物回收处理等阶段所造成的资源和环境责任。单车企业则应通过提供免费骑行次数或提高个人信用等多样化激励方式引导消费者参与回收。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多主体互动博弈下建筑企业低碳转型的演化机理

从多利益主体视角出发,构建建筑企业、政府、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考虑政府的声誉成本以及低碳消费补偿因素,研究建筑企业低碳转型的内在规律、稳定均衡策略和影响机理,并利用仿真模拟分析相关参数对建筑企业低碳转型演化路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影响建筑企业低碳转型的主要因素是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和低碳生产时的额外技术成本。政府环境规制力度越大,低碳生产的额外技术成本越低,建筑企业越倾向于进行低碳生产。（2）政府是否进行环境调控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的管理成本、声誉成本以及对非低碳建筑企业的罚金。（3）影响消费者低碳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是污染补偿以及选择低碳产品时的额外收益。因此从建筑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低碳交易市场机制、政府监管力度等方面提出促进建筑企业低碳转型的对策建议。     

食品安全共同监管的多主体博弈

通过对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政府监管部门、食品行业生产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主要行动主体进行博弈分析,发现：政府与生产企业的“监管—被监管”关系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增强监管力度,促使生产企业规范生产,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效果;而高昂的监管成本让政府不得不降低监管概率,从而为生产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选择提供了空间,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政府继续增强监管力度。此时,政府选择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监管的概率决定了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的演化稳定结果,影响了食品安全共同监管体系的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监管过程中的沟通协调成本以及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需要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共治中不断探索和明确。     

政府减贫的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及政策优化

对于推动我国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发展,政府政策支持与引导至关重要,政府减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托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主体决策。分别构建政府、企业、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协同系统发展参与主体均衡策略选择,分析政府减贫策略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稳定性,通过收益矩阵分析得出均衡策略和稳定性因素。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的策略选择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政府积极推进策略有利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合作演化;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减贫策略决策、投入成本对系统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减贫”、农村电商“线上协同”、农村物流“线下协同”是现阶段政府减贫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发展最优模式。     

共享经济下政府、企业与消费者的博弈分析——以共享单车为例

合理有效规范共享单车运行机制要求政府、共享单车企业以及消费者三方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系统,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基于演化博弈,分析政府—企业—消费者三者之间利益关系,以寻找演化稳定策略,并探寻三方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政府、共享单车企业以及消费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博弈与政府的正常收益、企业遵守监管约束时政府总收益以及消费者使用共享单车的成本无关。共享单车有效运营既需要政府加大宏观调控,从政策上鼓励、支持并严格把关监控;也需要企业不断加强平台维护、管理和升级,承担起社会责任;同时用户应该树立守法意识,践行守法行为。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收费公路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及对策

为掌握收费公路利益相关者的博弈策略,寻求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治理对策,应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分析了收费公路利益相关者的混合博弈策略及均衡问题。研究表明：收费公路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三大主体：政府、公路经营企业和通行者;政府监管不力、企业违规经营、通行者监督缺失,是三者博弈过程中的一个现实均衡解,亟待解决;收费公路治理机制应该从强化政府监管、加大对违规企业惩处力度、畅通通行者监管渠道、营造合规经营的文化氛围等方面展开。     

基于演化博弈的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行为分析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基于演化博弈分析,从大气污染防治主体出发,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企业,以及企业和公众四个层面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分析大气污染防治主体间的策略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博弈只有一个演化稳定策略,即双方都进行环境监管,其余三组演化博弈模型均有两个演化稳定策略,且最终的策略选择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促进各主体协同防治大气污染,建议加强技术创新从而降低政府监管成本以及企业治污成本;加大对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引入公众参与.     

欧盟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典型模式及其启示

基于协同治理视角和“协同驱力—协同结构—协同过程”分析框架，发现欧盟在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实践中构建了“政府规制—行业协会主导”的多元共治机制。政府通过赋权增能，将公共服务职能向行业协会转移，行业协会联结多元主体建成农药包装废弃物协同治理体系；在契约机制约束下，参与主体职责边界清晰、紧密协作配合，促成社会及市场间的多方联动；依托资源的整合配置、行为的激励约束以及严格的全过程监管，重塑并优化协同系统。成员国因地制宜破解难题，形成了法国农业废弃物一体化管理、波兰“行业协会+规模农场”数智化运营、德国“农药分销商+规模农场”预收登记等典型模式。借鉴欧盟经验，从创新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提升小农户协同参与能力、健全协同治理制度、强化治理技术支撑、重塑主体文化认同等方面，探索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长效机制。     

碳排放监管中政府与企业演化博弈及策略研究:基于第三方监督视角

加强碳排放监管是实现政府"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战略方针的重要保障。企业作为环境的主要破坏者承担着碳减排的重任并接受社会监督。在政府管制下，企业被动参与碳减排，但偷排、超排现象时有发生。文章针对政府碳排放监管问题，分析了影响企业碳排放的相关因素。从第三方监督视角出发，在考虑政府、企业、第三方监督主体均为有限理性条件下，建立了政府与企业在碳排放监管中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在第三方监督主体参与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有限动态策略选择和不同参数变化下双方的策略选择演化趋势，并运用Matlab软件对结果进行仿真。结果表明第三方监督在政府与企业碳排放过程中具有显著作用，可以直接影响政府与企业的决策选择。因此，加强第三方监督力度可以提高政府监管效率，缓解政府监管压力，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督促企业合规排放二氧化碳。但第三方监督力量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最后，为政府更有效地引入第三方监督主体提出对策与建议。     

基于企业治污行为的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

在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的背景下,为研究环境税率的最优设计,从组织行为的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在静态环境税率的基础上提出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并验证该调整机制抑制演化过程中波动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是必要的;适当降低经济指标权重并提高环境指标权重、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降低政府监测成本均能有效提高排污企业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生产规模较小以及初始治污力度较高的排污企业最终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较低。认为应改善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加强税收部门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适当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加强对小生产规模排污企业的监管。     

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

供应链集中对企业而言既有整合效应也有风险效应,供应链集中度究竟如何影响企业获取银行信贷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银行信贷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供应链集中度的提高,企业获取的银行信贷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经营风险和资产专用性在供应链集中度影响银行信贷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议价能力较弱、非国有和中小型的企业中,供应链集中度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将供应链集中度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维持适度的经营风险和资产专用性水平以获取更多银行信贷；同时银行应关注企业的供应链集中度水平,充分评估授信风险并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中央与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关系——基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演化博弈分析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业准入规制目标存在一定差异,地方政府为维护自身在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业促进等方面的利益,在执行国家产业规制政策时可能会出现一定偏差,即不完全执行中央政府的准入规制政策。鉴于此,通过构建光伏产业准入规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时产生偏差的原因,对中央政府的监督方式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混合策略支持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执行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执行应采取支持与合作的策略,中央政府应积极引导地方政府提升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偏好程度,确保地方政府支持光伏产业的偏好程度达到双方利益均衡,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双赢。     

环保税制下政府规制对企业减排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以新环保税制为背景,将环境保护税与政府其他环境规制行为结合起来,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策略互动行为,并将公众举报纳入政府收益函数当中。基于地方政府及排污企业不同策略间净收益的大小,得到12种演化路径,以此为基础将企业减排创新的过程分为发展、成长和成熟期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强度对企业减排的影响程度视后者减排净收益大小而定,而前者强弱与否主要取决于监管成本的高低;企业减排发展初期过低的环保税率并不会引致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减排成长期的企业进行减排创新的决策则视政府策略而定;处于成熟期的减排企业则会主动进行减排技术创新。因此,在多种规制工具并行的前提下,政府应视企业所处发展周期的不同制定环保税率,同时辅以一定的税收减免和补贴力度,以降低企业治污成本,促使排污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向减排技术创新演化。     

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和新三板涉农企业数据,分析了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剖析了区域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涉农企业参股银行有助于提升企业主业业绩;第二,涉农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将提升企业主业业绩,参股非涉农类银行则不会对企业主业业绩产生影响。产生以上影响的机制在于,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有助于优化农业供应链融资环境,培育更多中小客户,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风险。进一步讨论发现,在普惠金融服务水平越低的区域,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提升作用越大。     

产业转移的微观引导机制：一个包含市场和政策双重因素空间经济模型

将产业承接地对迁入企业的政策支持变量引入Krugman“中心——外围”模型,分析了政府政策影响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并进一步推理出为有效引导产业转移,承接地政府需要给予企业政策制度支持的临界条件。研究表明,在保持政策支持力度不变的情况下,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才会促动产业空间迁移。同时,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因子的临界值随冰山运输成本的降低而先降低后增加,表明所需的政策支持力度由强趋弱;而在规模经济很大或者制造业占经济份额比例较大时,承接地政府需要对企业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