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学海堂文人群体群聚组合的地域因缘

围绕着学海堂聚合起来的学海堂文人群体,确立了新的身份认同与主流文化圈的构成,象征着晚清广东学术格局的新变。在学海堂文人群体群聚组合的过程中,地域的纽带是铺展和联结起这一群学人最为天然且坚韧的因素。考察学海堂人的籍贯、师从、交游等,归结出地缘、血缘、学缘这三个基本的因缘关系,探析地域机缘生发的牵绊对于学海堂文人群体聚合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借此一窥晚清省城学术文化生态的融构。     

阮元创办学海堂之因初探

学海堂使广东在19世纪从文化的边缘地带变成学术运动的中心。通常学者将学海堂的作用归功于阮元,但是对于其创建学海堂的原因的解释却大多留于片面。阮元身兼思想家、学者、官员以及学术资助者四重身份,又身处乾隆晚期到道光早期清代开始衰落之际。其各个角色对时代的回应给我们提供了解读学海堂创建原因的可能。     

清代学海堂中的小学教育与小学研究

阮元任两广总督期间创建学海堂,学海堂从事经史、小学以及文学教育,不课试科举文,其中,小学教育是一项重要内容。学海堂通过解、考、说、释、跋以及阐述小学经典著作的体例或者增补小学经典著作的内容等形式,来进行小学教育与小学研究,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各个方面,涉及经、史、子、集多种门类。为了配合小学教育,学海堂重视咏物题材的诗赋训练。此外,不少诗文课艺附有有关内容的解释。学海堂不立山长,而是设立八名学长,很多学长精通小学,通过教育培养出一些有着较高小学素养的生徒,有力地推动了广东语言学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     

《考槃余事》版本考辨

《考槃余事》版本流传过程中增删分合不断。万历三十四年沈氏尚白斋所刻四卷本与随后的《宝颜堂秘笈》本属同一系统,差异甚微。明末《广百川学海》本始分十七卷,卷次内容与前本相去甚远。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世德堂重刊的《龙威秘书》本复为四卷,却收录了《广百川学海》本之误辑者。光绪年间《忏华庵丛书》本悉数继承此前诸本内容,且重又厘定为十七卷。综合辨析可知该书假托署名和抄撮造伪等关键内情,后继者当审断从善。     

阮元"文笔论"在清代书院中的流播与遗响

阮元继承和发展了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论,力图为骈文在文学领域争得正统地位,以抗衡宋学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为汉学在文学领域争得正宗地位.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书院成为他实施"文笔论"思想的重要据点,加强了"文笔论"的流播,扩大了"文笔论"的影响,也决定了两书院重视骈文教学的文学教育特色.阮元"文笔论"对桐城派古文家以及诂经精舍、学海堂外的其他书院产生了一定的遗响,骈散之争最终趋向折衷和融合.阮元"文笔论"与清代书院科举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书院教育与科举产生牵连不断的联系提供了极易被利用的依据.     

阮元督粤幕府考论

阮元督粤幕府云集40余学者型幕宾,创办学海堂书院,重修<广东通志>,汇刻<皇清经解>,蔚然形成讲学著述之风,为繁荣岭南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苏轼与岭南文学——由清代学海堂之文学教学谈起

清代岭南著名书院学海堂的文学教学对岭南文学有重要意义,给合相关的著述和史料,分析其文学教学的课题课卷中所呈现出来的,师法苏轼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并进一步探讨苏轼■粤对岭南文学的丰富和拓展。     

科考与经解——诂经精舍、学海堂的设置与运思

嘉道时期,阮元先后在杭州、广州创办诂经精舍、学海堂,规定只课经解辞赋,不试时文.稍后的仿效者或晚近的研究者,大都以为阮元意在远离科举,以振兴经解之学.这与其本意颇有距离.阮元通过科考相关活动,抬升与经史学问关系更为紧密的二三场经解策论的地位,引人入于经解之学.诂经、学海专课经解辞赋不课时文,与科考重二三场轻头场一一对应,正是同一运思的不同显现.在此前后,阮元组织士子编撰<经籍籑诂>等书籍,确立治经的规矩与法式,奠立并扩张阮氏经解之学.相关诸事关系阮元的学术抱负与趣向,影响之后浙粤乃至全国学术的走向,乃晚近学术史一大关键.     

19世纪中后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之下,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数量大为增加,不少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将创立汉学书院作为改变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与此同时,不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的考课式书院也重视汉学教学,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都向培养科举人才方向靠拢,二者以是否开展科举教学为界线的区别逐渐消失。     

同治年间的广州教育及影响

同治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过渡的趋势越发明显。在这一时期,广州教育出现改革与创新齐头并进的势头:以学海堂、菊坡精舍为代表,对传统书院教育进行了改良,促进了东塾学派的形成;广州同文馆的创办,推动了区域翻译事业和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博济医校为代表的创新型西式学校,开创了西式教育模式在广州的正式规范化对接。鲜明的时代特征促进了粤地教育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提供了人才保障。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包世臣与晚清今文经学经世思潮的传承

经世思潮的盛行,源于乾嘉年间常州学派的提倡,而至龚魏时则大为显耀,成为学术界的翘楚。传统观点认为．今文经学在常州学派的提倡下,转变为经世思想,后被龚自珍、魏源等接收,演变为道光年间的显学。然而,学术界对两者之间的承接却讳莫如深,或者牵强。事实上,包世臣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将常州学派的思想传递给龚自珍、魏源等,进而导致了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盛行。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辨析

胡适提出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家店是其对立面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派发起新孔学运动而强加给新文化运动派的。新启蒙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错误解读。二者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省察梳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十余年了,检讨"五四"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新儒家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一方面,他们对"五四"思想启蒙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新文化运动有功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另一方面,他们对"新青年"学者盲从西方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和唯科学主义思潮表示强烈的不满,具有否定"五四"的倾向。他们在反省"五四"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方案,充满着哲学的睿智,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中国近代宗教观的一般回顾 ——以早期现代新儒家为例

中国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境和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性,使得对于宗教的否定评判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的主流态度。早期现代新儒家在宗教问题上既深受这一主流态度的影响,又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他们否定宗教,尤其是反对在中国通过宗教的方式来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但是,他们建构的新儒学的理论又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早期在华传教士"独厚儒学"原因初探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的敬仰,以及出于发展自身、与新教抗衡之目的,以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士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在传教期间,他们基于传教现实和教义融合的考虑,“借儒宣教”、“独厚儒学”,成功地促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一次大融合。他们的传教策略与在传统儒学接触中所采取的承认、包容和尊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试论日本江户时期儒学在民间的普及

日本的江户时期（公元1613～1867年）适逢儒学盛极一时,在幕府的大力扶持下,儒学思想在日本不仅上升为官学,更迅速渗透到日本普通民众中间,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试通过考察儒学在日本民间的传播和普及来剖析儒学如何被日本普通民众所接受,并在日本社会深深扎根下来。     

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南宋理学家对 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二方面：一是斥新学为异端邪说，藉以标榜理学为继孔孟绝 学的正统，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源，予以无情打击。陆九渊 对王安石个人的政治操守和治国理想给以赞誉，但对王安石新学亦持批评态度。理学家批 判新学对南宋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是在“法祖”的旗帜下，使南宋社会上上下下 因循守旧、政治上保守主义日益弥漫，并且直接影响了元明清对王安石新学及新法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