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手工业管理看宋代路级机构的关系

宋代官手工业的发展,使为数不少的路级机构参与了官手工业的管理。他们对官手工业管理职权进行分割,形成职权互相交叉的局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路级机构之间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监督、牵制,构成宋代路级机构关系的主体。     

宋代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简论

加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 ,是历代王朝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地方各级政府为世族权贵所垄断 ,形成了长期的诸侯政治 ,致使中央政权的权威受到极大的威胁 ,并导致腐败之风的蔓延。唐末五代的军将擅权 ,贪赃枉法更是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宋代对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进行了以分权和制衡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 ,削弱地方政府行政长官权力 ,在路级行政机构实行分权管理 ,监司互察 ,加强对州县官的监管。改革科举制度 ,地方政府官员大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宋代的这些改革措施彻底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诸侯政治格局 ,对于宋代廉政建设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代铜钱铸造业的盛衰与铸钱成本变动

宋代铜钱铸造业由宋初开始逐步发展 ,到熙丰年间达到最盛 ,此后便呈现出衰落趋势 ;而铸钱成本不顾官府种种降低它的努力 ,却随着物价变动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也就是说 ,铸钱业兴盛时期 ,铸钱成本低 ;而铸钱业衰落时期 ,铸钱成本高。很明显 ,铸钱成本变动与铸钱业盛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而这主要是由于官府铸钱的赢利目的引起的 ,但由于赢利不是官府铸钱的惟一目的 ,导致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重构政府职能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上的这一重大变化，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切实改变政府管理方式，重构政府管理权限，完善政府运行机制，转变政府基本职能模式。要使政府职能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还得从政企分开、改革政府机构、转变观念等方面入手。     

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建设经费来源讨论

宋代江南地区的水利出现兴盛,与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水利从财力上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透过水利所需经费的筹集,亦能看出政府对水利的管理。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建设经费的来源是多元化的,在兴修水利筹集资金方面,出现了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地方与民间合作或民间独立承担的多种方式。     

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策略

策略是事关政府机构改革成败一个关键因素．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应采取以下策略：一、严格按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政府机构;二、着眼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改革政府机构;三、科学处理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辩证关系;四、把机构改革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结合起来;五、着力在人员分流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有关宋代御史台政制的几点辨析

宋代御史台的名称虽因袭于隋唐,但其组织结构、职能作用均已和隋唐不可同日而语,是宋代政治制度乃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治史者虽作了一些研究,但仍有不少方面需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宋代御史台政制的几个问题,略抒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宋代御史台组织机构问题 宋代御史台组织机构包括哪些?新老史学工作者大多认为是承袭唐朝的三院制。这种看法虽有根据,但并没有把宋代御史台变化的过程反映出来,只是反映了某一时期的状况,     

宋代幼儿生养与救助述论

两宋时期,封建政府重视幼儿的生养与保护,采取多种措施对幼儿进行救助和保护。宋代的幼儿救助,从贫困家庭的孕妇妊娠、新生儿出生,到灾荒、饥歉年间幼儿的遗弃,都有明确的救助和保护措施,而且宋代还设有官方幼儿济助机构。宋代的幼儿救护政策,对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幼儿救助有深远影响。     

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信息技术与市场规模

李玲在《中国与世界观察》2007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不要低估信息化对人类社会巨大而深刻的改变。这里以政府机构效率变化为例。至少在经济界，似乎有一个共识，即政府机构效率低下。果真如此，或这是不可变动的铁律？     

宋代书院及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宋代书院渊源于唐末五代的私人讲学机构 ,是一种制度较为完备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书院在宋代蓬勃兴起 ,与官学、私学、科举制度以及政府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演变等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书院颇具特色的教学和研究活动、自由争辩和讨论的学风、求真求实的问学精神等等是推动宋代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北宋钱荒的内在成因新探

学界对北宋钱荒的研究往往认为,钱价低于铜价所造成的铜钱的熔化、外流和窖藏等是导致钱荒的主要原因。但若从北宋时宏观货币供求和微观经济运行来探讨北宋铜钱体系下的物价变动及货币供给问题,会发现单一铜铸币制度是北宋钱荒的根本原因。而技术落后导致铜钱铸造成本高,使得北宋政府自身货币供给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北宋社会日渐增长的货币需求,则是这一根本原因的具体表现。决策者们试图通过打破单一铜铸币制度,铸造铁钱、发行纸币和使用贵金属等方式解决货币供给不足问题,但效果有限。     

论两宋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势力与国家治理

两宋时期,因中央王朝国力弱小,不能对西南边地的乌江流域进行大规模经营,各种民族势力于是乘机做大,形成对一定地域范围具有控制能力的政治团体。同时,鉴于北方边患频繁,赵宋统治者抱定"北有大乱,不暇远略"的方针,对乌江流域地区主要采取驻军置堡、灵活羁縻等惯用性治理传统,外加适时招徕、以夷制夷等阴柔性治理策略。大宋朝廷通过这些治策之间的相互配合,不仅削弱了乌江流域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消解了当地的民族势力,而且深化了乌江流域的政治统治和维系了边疆一统的政治格局。     

试论北宋时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

宋初,接受中晚唐五代历史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是必要的和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当时这种加强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在宋朝政权巩固以后,特别是宋辽议和以后,本应逐步纠正矫枉过正即过度集权的问题,但宋朝统治者未能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政策,相反,却继续加强集权,从而给国家管理造成种种弊端。这种过度集权表现为朝廷大臣不能独当一面,将从中御,上下级官员隶属关系混乱,地方政权软弱无力等。过度集权弱化和模糊了管理层次,使管理僵化、脱离实际,不但在当时造成恶果,而且对整个宋代造成恶劣影响。对此宋人已有较深刻的分析和认识。     

都誓主论考

都誓主作为酉水流域诸蛮首领的称号,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史料当中。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使得学者们在都誓主职位的设置时间、由来以及职能等问题上均存在争议。梳理相关史料和民间文献资料,结合制度和时代背景,可以判断,都誓主一职是唐末溪州地区土家族各地方势力发展、联合的产物,至北宋时得到中央朝廷的认可,并进一步规范其职能,使其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代表酉水流域各土家族政权利益的盟主,另一方面是北宋政府维护酉水流域地方秩序、监管各誓下州长官承袭、统管各誓下州朝贡事物的代理人。都誓主职位的设立,反映了北宋政府在管理西南少数民族过程中始终坚持“因俗而治”的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的精细化管理及稳定地方秩序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宋代说理诗对“缘情”说的发展

陆机"缘情"说对先秦"言志"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发展,第一次准确地认识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对后世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诗创作就是对陆机"缘情"说的成功实践。宋诗创作异军突起,在实践意义上对"缘情"说进行了拓展,从新的角度再次把握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尤其是宋说理诗重在机趣,在诗歌美学物质上重新发掘,可以称作"缘趣"说的有益尝试。     

先秦至明代沅水中游地区的移民

沅水中游地区的人口迁入早在战国时就已经开始了 ,经过秦汉、南北朝、唐宋等时期 ,至明代 ,沅水中游地区的移民已经确立了汉族在河谷盆地内的主体地位。     

宋代"钱荒"成因再探

按照学界关于钱荒成因的传统看法,导致宋代钱荒的根本原因是商品交换规模扩大和细碎性贱金属货币的支付能力有限这样一个矛盾。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则钱荒将主要表现在长途贩运性大额贸易之中;然而历史实际表明,宋代长途贩运可以使用交子、钱引、钞引、银锭等支付手段,钱荒主要还是表现在基层市场的细碎性贸易中。至于铜钱向官府集中,同时在民间(富豪)沉淀,又往海外流失,则是导致钱荒的直接原因。然而,宋代铜钱的钱面值(名义价值)小于其币材值(实际价值),导致铜钱不断退出流通领域,乃是造成上述状况的深层原因。而两宋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钱禁"和"铜禁"法令则加剧了钱荒和铜荒的程度。中唐以降愈演愈烈的钱荒问题,要到明中叶以白银为主币的贵金属货币体系取代此前以铜钱为主币的贱金属货币体系时方才得以解决。     

关于宋代货币私铸的几个问题

私铸是宋代货币经济领域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货币私铸的产生,固然受利益的驱动所致,但封建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误,也是造成民间私铸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参与私铸的人员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不仅有普通百姓和铸工,也有官员和地方豪强,并且多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私铸者往往掌握较熟练的铸钱技术,选择在深山僻谷和大江大湖之上,或者直接在官冶附近铸造,使官府防不胜防.他们利用从国家矿冶中偷采来的铜料,或销毁铜钱、铜器,将所得之铜作为部分原料,再混以铅锡等杂质加以铸造,因此质量低劣.私铸的盛行,使流通中劣钱泛滥,造成了货币贬值和社会经济混乱.     

中国古代监察区机能的转变和政区的“由虚入实”——以州制为例

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常通过设立中央监察派出机构来加强对地方一级政区的控制,但随着监察区机能的转变,这种监察区即虚设政区就会转化为新的政区实体,而监察区机能的转变又是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政区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前提的,它们一起推动着地方一级政区的不断嬗替和政区的＂由虚入实＂。汉末魏晋南北朝之州、唐末之道、宋之路等地方一级政区就是由这种监察、转输等派出机构转化而成的。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