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湛仕宦经历四考

夏侯湛是西晋初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咸宁二年(276),夏侯湛在齐王司马攸的提携下补选为太子舍人,咸宁四年(278),在齐王司马攸的推举下再次擢升为尚书郎,太康三年(282),因卷入帝位继承人所引发的党派之争被贬为野王令,太康八年到九年,又出任中书侍郎与南阳相.本文就夏侯湛仕宦经历这四个阶段的系年问题及原因试做四考.     

汉武帝时期丞相频更因由之分析

汉武帝执政五十三年,前后更换十二人为相,执政之长,更换丞相之频繁,秦汉诸帝比之不及。究其原因,不仅与武帝一生的履历、性格有关,更与当时社会变动不居的大背景需求有关,直接原因则是秉相者本人。武帝时期丞相的拜命及相权的变化,可分为稳定、削弱和恢复三个阶段,反映出这一时期西汉统治集团沿循着由固步自封到顺应时势、有所创新,再回到面对现实、再调机制"三步曲"的道路。     

论萧子良之政治悲剧

萧子良趁武帝病重将亡 ,太孙萧昭业又新立之机 ,欲矫诏为帝。为了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 ,齐武帝在其遗诏里就后事作了周密的安排。因此 ,萧鸾不利于操纵朝纲并最终夺取皇权 ,便精心杜撰出来了一道伪诏。在萧子良矫诏为帝的过程中 ,萧衍见风使舵 ,兼以雪父仇的心理而临阵倒戈。萧子良及其文士与萧鸾之政治斗争表现为文才与干才之争 ,其失败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唐宪宗之死与唐代后期朝廷的内部斗争

对唐宪宗之死,历来人们把它作为唐后期宦官专权的一个典型例子。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其背景相当复杂。这一事件是唐后期政治史上的一件人事,是当时统治集团內部各派力量冲突,斗争的必然后果。本文力图对此事件的背景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勾勒出唐代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基本格局。     

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怎样处理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鸦片战争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有之“奇变”,清朝统治集团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派别斗争: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从维护清朝统治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出发,主张抵抗;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从个人和本集团的私利出发,要求投降;道光皇帝则介于两者之间。道光皇帝即位于1821年,伴随着他登上皇帝宝座的是鸦片这个怪物已经浸透了清王朝的官僚机体。随着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一方面使清朝很大一部分官僚直至皇帝从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义和团时期统治集团各派心态分析

戊戌政变后,清朝统治集团内的帝党迅速土崩瓦解,后党顽固派甚嚣尘上。围绕着权力的再分配和已亥建储的恩恩怨怨,统治集团又在重新排列组合。义和团的兴起既大大加速了这种分化组合,也为各派登台亮相提供了必要的场景。在如何对待义和团与对外和战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基本上形成了抚团排外和剿团和洋两大派,彼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本文试从分析各派心理的侧面去探究人的行为的深层意识,考察以情感为基石的人际关系,审视决定人的政治倾向的文化、个性及生活空间等因素,以期对分析当时的政局和各派所采取的政策有所裨益。     

观念与制度:宦官的异姓嗣子问题

中国古代存在为嗣和不为嗣两类养子,人们分别称之为嗣子和义子。养子有来自于同宗和异姓之分,古代的礼、法都禁止士人以异姓养子为嗣,但这些规定却不适用于宦官。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卑贱观念有关。可与之相参照的两个观念是“礼不下庶人”和“华夷异类”。     

“翦商之志”的落实：再论晋武帝的建政地理模板

魏晋嬗替,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是基于不同层面对晋帝国＂天下＂的三次界划,彼此之间是一种平行、而非隶属的关系,这是晋武帝的第一块控制结构,此外,晋武帝又用＂封国＂与＂五等爵＂之制布置了第二块、第三块控制结构。三块控制结构合为一事,即树立＂藩屏＂体系。＂八王之乱＂就是在武帝＂经制＂下受到遏抑的第一群人与武帝暮年改动＂经制＂时受到边缘化的第二群人之间,基于武帝遗留的＂藩屏＂体系（尤其是＂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的多元复合控制）乃至政治文化论说,因缘附会,燃起的政治斗争风暴。而武帝临终前排挤异姓功臣这个事项反过来汇流于前述两群人的动乱中,加速了晋帝国的沦落。从汉唐史宏观角度看,晋武帝遗留的帝国政治地理模板影响巨大,值得重视。     

中兴名臣,一代儒相——刘健生平事迹述评

明自英宗以后 ,王朝每况愈下。独有弘治一世 ,政治清明 ,百姓安居 ,堪称“中兴之世”。是时涌现一大批良臣贤相 ,刘健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为内阁首辅当朝八年 ,辅佐弘治皇帝革除弊政 ,励精图治。其为人正直 ,敢于犯颜直谏 ,被弘治视为心腹临终托孤。作为顾命大臣 ,刘健对荒戏的武宗极力匡扶 ,屡次上疏极谏。最后去权阉不成 ,忿然请辞     

伍子胥散论

伍子胥是吴国的忠臣,他从长远考虑,竭力主张灭越,但他的意见未被夫差采纳,反而被夫差杀害。后来吴国遭到越国的偷袭,夫差这才意识到自己错杀了伍子胥,于是他为伍子胥立庙设祭,即是忏悔,又是安抚。吴人和越人都尊伍子胥为江海涛神,是怕屈死的伍子胥亡灵变成厉鬼作祟。伍子胥在筑吴国都城和伐楚战争方面是有功于吴国的,然而他是楚人,他为了报家仇而不惜引敌国之兵攻入祖国,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还惨无人道地鞭尸,实在不值得后人称道。     

《管锥编》论陆游举隅

钱钟书先生对南宋诗人陆游的精彩论述,见诸《管锥编》者,尚多值得开掘探讨之处。钱先生的论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陆游诗学渊源的探讨,多考察陆游师法前人句法之处,其中对陆游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关系等均有言简意赅之阐述。第二,对陆游诗文成就的探讨,既有对陆游诗歌中对仗、用典等具体的创作特色给予精当的评析,也包括对陆游总体成就的评价,准确指出了陆游之诗、文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第三,"研究"之研究,亦即对前人有关陆游的评论进行分析和批评,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偏颇之论。第四,对于陆游诗文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处给予了批评,对包括陆游在内的宋诗的某些弊端给予反思,如"竞用新事","且表学问"等。钱先生对陆游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而客观地评价陆游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及其深远影响仍具有重要意义。     

论陆游对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承传

南宋时期的社会时势使陆游成为屈原的异代知音,陆游对屈原爱国主义思想及爱国者人格的继承是十分具体而深刻的。陆游和屈原,两人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完全一致,有着承传关系;屈原有“美政”理想,陆游也根据当时社会时势提出“美政”理想,其中的很多思想、精神一脉传承;陆游为实现恢复中原、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抱负,如同屈原一样也作了终生的不懈追求,表现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高尚人格。陆游将我国爱国主义传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晚明松江士人冯时可考论

冯时可是晚明松江文坛著名学者、诗人。冯氏勤于耕耘,富于著述,仅诗作即达二千余首。然其生平、著述至今语焉不详,后人对其诗文创作褒贬不一,誉之者称其为诗坛“中兴五子”之一,为天子养士气、生士色,于世运功莫大焉;抑之者指其卑靡蹿驳,无一赞语。文章对其生平、著述进行了详实地考辨,通过考辨指出,冯时可诗虽不能成家,但在吴中文坛仍是一位极具影响的诗文大家,甚至在晚明他也是一位较有影响的学者。其诗文创作是那个沧海桑田时代的形象注脚。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炎帝、黄帝、赤帝辨析

为了厘清上古炎帝、黄帝、赤帝的真实身份、活动区域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原接近真实的历史,对距今9000年前羌族到4000年前夏族进行了研究和辨析。分析认为：上古七世炎帝姜裹、黄帝帝江和赤帝榆罔属同一时期夏族领袖人物,都号称炎;战国时期为区别起见,姜裹及其祖上仍被尊称为炎帝、帝江被尊称为黄帝、榆罔被尊称为赤帝;炎帝、黄帝、赤帝既是汉族的祖先,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视域融合视角下的陆游“晚节”问题

陆游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更是为国伤断肠的爱国志士。然而在历代对其生平事迹的研究过程中,就其"晚节"问题引发颇多异议。这些异议产生于具有不同视域研究者的交流与对话中,不同视域相互间的碰撞与融合,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陆游"晚节"问题提供更高更丰富的新视域,也为陆游整体研究开拓一片新天地。     

陆游是否“违心作高论”——读钱钟书《谈艺录》札记一则

关于陆游是否学习中晚唐诗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钱钟书先生认为陆游表面上斥责晚唐但实际上对其学习,是＂违心作高论＂。现试从陆游生平及南宋诗坛情况分析入手,认为陆游确实学习过晚唐诗歌,但是他所批评的＂晚唐＂则是有特定对象,不可一概而论。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管子》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