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卫士与性情净化——亚里士多德《论诗术》中的肃剧定义试解

对肃剧(悲剧)所下的定义,是亚里士多德《论诗术》中最具争议、难释读的段落。其实,识读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最大障碍是现代西方学术自己设置的,现代西方学者把《论诗术》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理论,以为亚里士多德谈的是如今意义上的戏剧理论问题。论题从字义疏证入手识读肃剧定义,通过对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修辞术》尤其是柏拉图的《王制》,展示亚里士多德肃剧定义的政治哲学意涵:肃剧情感净化含义指向的是治邦者(政治家)的性情陶冶。     

谐剧与政体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的题外话试解

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有一段著名的"题外话",西方古典学界公认,这是《论诗术》中最难释读的段落之一。通过解析这个段落,文章试图表明,亚里士多德《论诗术》讨论的不是文艺理论或美学问题,而是政治哲学问题。这段"题外话"以戏说的方式暗示:作诗有德性高低之分,因为政体有德性高低之分。     

诗术与编故事——亚里士多德《论诗术》题解绎读

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晦涩难读,全文开头一段就是道难题.解读这一段不仅得将其放到全文脉络中,还得参照亚里士多德其余作品,甚至柏拉图的作品,如此获得较完整的视野,从而能从这一段初步理解<论诗术>的修辞、论证及意图:<论诗术>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编织的一个故事,即作诗;并以此教热爱智慧的人如何作诗.     

作诗与德性高低——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2-3章绎读

<论诗术>是现存亚里士多德讲课稿中最难释读的文本,晦涩到难以理解的地步.绎读<论诗术>第2、3章,可知它讨论的不是如今所谓的美学问题,而是政治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从如何作诗的角度来解释人的生活方式有德性高低之分.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逻辑、逻各斯、定义与自然演绎系统——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当代诠释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随着现代逻辑的诞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影响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显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他的逻辑学说的研究热情有明显的减弱.论文借鉴当代亚里士多德逻辑研究的最新成果,以逻辑与逻各斯的关系,定义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地位,以及三段论系统的解释为切入点,就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起源、逻辑理论构成和逻辑系统的解释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试论构成麦克白斯悲剧性的因素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麦克白斯》（以下简称《麦》剧）是最令人悲怆、恐怖的一部,确实唤起了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怜悯与恐惧之情”,然而麦克白斯的悲剧形象,却与亚氏的悲剧观有些不同。按照亚氏的悲剧理论,一般来说,恶人遭到应有的惩罚并不能成为悲剧。人们普遍认...     

布莱希特叙述剧的叙述方法

布莱希特认为,西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戏剧性情节结构与体验派表演方法不能广泛而全面地反映现代生活,并使观众陷入盲目的感情共鸣,丧失理性的思考,因而他提出了自己的“叙述剧”理论并运用于创作实践中。他所强调的是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其理论核心是“间离效果”或“陌生化效果”。不过布莱希特的叙述剧是辩证的,在以叙述性情节结构为主,运用蒙太奇等叙述方法的同时并不排斥戏剧性,在主张感情间离的同时并不完全反对感情共鸣,因此他后来又称自己的戏剧为“辩证剧”     

亚里士多德的谬误理论及其方法论蕴思

亚里士多德关于谬误的理论主要载于《工具论》的《辩谬篇》和《前分析篇》中,另外在《修辞学》一书中也有阐述。在《辩谬篇》中,亚里士多德从分析反驳入手对谬误做了定义和界分。《前分析篇》中所体现的特点正是要以明确谬误研究中的逻辑因素。作为逻辑应用理论的现代谬误理论,它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它不是来和现代形式逻辑竞争的,更不是用来反形式逻辑的,而是作为形式逻辑的一个补充,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亚里士多德在此书中着重阐述了他关于友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不仅是某种德性,也是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友爱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价值。     

传承与发展——莎士比亚《李尔王》情节探究

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诗学》中有关戏剧情节的论述，分析了莎士比亚著名悲剧《李尔王》中双情节结构对《诗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所产生的独特的悲剧效果。     

亚里斯多德的准绳——论莱辛《汉堡剧评》对《诗学》的解释

莱辛的《汉堡剧评》不只是一部普通的18世纪戏剧评论集,它还特别以大量篇幅集中讨论和解释了亚里斯多德《诗学》,因而处于《诗学》解释史上古今交汇的关键时间点。本文从分析莱辛"以亚里斯多德说明亚里斯多德"这一解释学原则入手,试图在现代语境中揭示这一原则对重启《诗学》根本精神的再理解所具有的非凡意义。莱辛的独特主张和亲自实践,使他对《诗学》的理解和解释,并不局限于《诗学》本身,而是与亚里斯多德思想的整体特别是与《修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建立了有机联系。这是对现代《诗学》解释传统的重要修正。这一返本开新的工作,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恢复认识《诗学》与人类情感(特别是悲剧情感)的本然关联,与政治和伦理的对话关系,以及对改善人心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由于现代学科偏见所导致的对古典诗学的片面解读。     

论情节在哈代悲剧小说中的重要性——以《同乡人》为例

在古希腊悲剧和哈代悲剧小说的比较研究中,较常见的是以命运观和人物性格为中心进行对比。可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希腊悲剧的核心是情节;哈代也认为对小说而言,情节或者说结构的重要性胜于人物。因此,以情节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亚里土多德看来,好的悲剧情节必须要有发现或突转,二者是引发观众怜悯或恐惧的关键要素。哈代的悲剧小说中众多的偶然或巧合与其说是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的反映,不如说是哈代巧妙地运用了古希腊悲剧情节中的发现或突转。通过对哈代短篇小说《同乡人》的分析,可以印证此观点。     

亚里斯多德《诗学》中的比较思维——一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前史的考察

《诗学》是古希腊文学理论的集大成,其言说方式是典型的比较思维。亚里士多德通过比较研究对象的特点,确定对象的种差,从而以属+种差的方式给对象下定义,比较思维是属+种差定义方式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还在《诗学》中阐释了隐喻理论,他祛除了隐喻思维的诗性色彩,以比较的理性对举隐喻的诗性,将隐喻转换为言说的技巧和修辞手法,突出了隐喻的人为性与工具性。《诗学》中的比较思维迥异于轴心期中国比较思维的象喻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中西文学比较形态。     

翻译的诗学批评

自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问世以来,中西文艺界乃至思想界对于诗学的探索绵恒久远。然而诗学的现代趣旨不是看诗歌如何表现美,更是看诗歌语言何以成为关。雅克布逊以降的形式主义诗学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遗产,区分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还原了语言诗学功能,指出使得日常语言成为诗的是语言的陌生化表达方式,在很多场合下恰好是翻译实现了这一目标。翻译诗学同样关注语言的美学问题,形式主义诗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来源。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关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关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翻译诗学溯源

从亚里士多德《诗学》谈起,追溯国内外学者有关翻译诗学研究的相关论述具有极大意义。文章对西方翻译史上三位大师梅肖尼克、巴恩斯通、勒菲弗尔关于“翻译诗学”这一概念相关论述进行简要介绍和评述,以期唤起翻译学界对“翻译诗学”研究的兴趣,并将这一具有光辉前景的跨学科研究进而推进下去。     

古希腊悲剧功能的诗学阐释——以《俄狄浦斯王》为例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是关于悲剧功能的权威诗学解释,黑格尔的"和解"说和尼采的"形而上的慰藉"说都是亚氏诗学解释的展开和延伸。文章以被亚氏誉为悲剧典范的《俄狄浦斯王》为参照,讨论亚氏、黑格尔和尼采等人对悲剧功能的阐释,以期加深对古希腊悲剧的观照和理解。     

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

在古希腊文论中,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涉及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构成以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在西方文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对现代文艺理论影响颇深,无论是模仿、词本身的意思、在文论中的意思,还是模仿的源流、模仿的种差和模仿的缺陷等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在《奥塞罗》中的应用

亚里士多德在《诗艺》中阐述的悲剧理论反映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其是《奥塞罗》的创作中,拟从《奥塞罗》的情节布局,即情节的严肃复杂、有机组成和结局效果等方面来看莎翁对亚氏悲剧理论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