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中清晰的轮廓: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之佛经翻译探索

虽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然而典籍浩瀚、哲理丰富、蕴含广博深奥的佛教是世界上其它的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纵观中国翻译事业,佛经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的起点,且悠久的中国翻译史有半部是佛经翻译史。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佛经翻译活动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翻译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通过佛教而实现,佛教又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在佛教传入中国中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无论佛教教理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何种适应中土价值的变通,佛理佛经在中国化过程中有过何种适应中土具体情况的传播方式和翻译机制,佛经翻译对中国文明的成长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     

佛经翻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文化交流看翻译的价值

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 ,就佛经翻译对传播佛教文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进行研究 ,认为它顺应文化交流的需要 ,通过组织形式、方法、技巧等的调整 ,扩大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这表明成功的翻译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 ,并且昭示出翻译的终极价值在于促进外来文化的内化和推动译入语文化的发展。     

古代中西方宗教典籍翻译策略的相似性分析

本文从宗教的立场出发分析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欧洲《圣经》翻译在策略上的相似性,认为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使中西方在翻译策略上都选取直译的方式,而传播宗教"福音"的目的则使中西方在翻译策略上都选取意译的方式。而直译和意译在宗教典籍的翻译过程中并非决然分离,二者的有机结合成就了成熟的译本。     

藏族族源传说的佛教化及其宗教意义

［摘要］佛教在藏区传播并融入藏族文化的过程中，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将藏族族源传说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加以利用。通过附会、建构、整合等一系列努力，藏传佛教话语系统中的藏族族源传说，完成了佛教化的改造。藏族族源佛教“神话化”的过程，不仅与藏传佛教的形成同步，也是佛教在不同阶段建构文化权力策略的体现。从宗教的角度而言，藏族族源传说的佛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佛教在藏区传播过程中进行宗教竞争的工具，也是格鲁派在西藏创建政教合一制的意识形态工具。     

浅论佛经翻译的不可译性

佛经翻译在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佛经翻译之初,关于究竟应该采用何种对应之意来翻译佛意,一直众说纷纭。有人主张直接以中国的道家、儒家的义理对应佛意,也有人认为＂孔老非佛＂而主张佛经的不可译性。从翻译一词的源与本探究了不同时代＂孔老是佛＂与＂孔老非佛＂的争论,进而浅谈佛经翻译的不可译性。     

佛教大藏经及其刻印述略

作者从佛教传入中国及《大藏经》的刻印过程着手,叙述了佛经在经历了陈武帝时的抄写、北魏北周时代的禁毁及唐、宋时的勃然发展,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是和佛经的广泛、大量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的传播和佛经从抄写、石刻、雕版印刷均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同时,也为后代的佛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也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首次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佛教文化随之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佛经翻译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佛典中富有想象力的譬喻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佛教中超现实的空间观大大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更是离不开佛教思想的发展史.佛经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佛教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孙吴统治者出自寒门,在文化上轻视儒学而迷信方术,孙权、孙皓等统治者不仅与葛玄、介象等神仙方术之士交往密切,征用不少道术人物为宦,而且公然造神,孙吴宫廷中充满了巫筮气息,进而刺激了江南道教的发展。孙权、孙皓以巫术鬼神看待佛教,又以僧人入宫为官,支持创立佛寺,资助佛经翻译,从而为佛教在江南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机缘。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克孜尔110窟佛传壁画的意义

克孜尔石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石窟寺遗址,其壁画以大量的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探讨克孜尔壁画的意义。古龟兹地区与新疆以东的中原地区及以西的犍陀罗等区域内的佛传故事有差异,差异的原因有地域的差异,亦有历史和民族的差异以及和佛教的传播和流行的佛教宗派有关。     

合川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特色

合川佛教属于与重庆长江系佛教文化相并列的另一大系嘉陵江系佛教文化单元，这是经由陕西、甘肃等地的剑南蜀道而传入的，是属于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合川佛教有两大亮点：从旅游角度来讲，是二佛寺的佛教艺术与雕刻；从佛学的角度来讲，是佛教的禅宗文化研究。抓住这两个主题，就能够将合川的佛教文化与佛学研究事业做好，为合川的佛教文化和旅游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合本子注疏论

佛教经典流传到中国,最先并非直接的梵语原典,而是经由西域各国的所谓“胡语”翻译而来,从胡语译成汉语后,往往失去梵语佛典的初本面目。在佛教经典传授的初期,传授者采用“格义”的阐释方式,把佛教术语与中国本土固有的概念相对应,以期很好地理解经义。魏晋之际,随着一经多译的大量出现,“合本子注”的形式不但为佛经翻译和阐释带来了方便,使佛经更加中国化,而且还影响到其它古书的注释,最终确立的“集注”体成为注释学上最重要的体例,古代有名的注释典范之作,大都采用“集注”的形式,注释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北周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历程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不久对宗教政策进行了微调,从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灭佛期间,佛教弘法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佛教徒以不同方式延续自己的信仰。这些弘法活动为佛教复兴储备了大量人才。周武帝死后,佛法复兴一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周宣帝对武帝灭佛政策多有回护,佛法之复兴进展也就非常缓慢。直到宣帝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佛法复兴才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周武灭佛之后,佛教复兴所经历的灭佛期、缓冲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民国时期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在内地弘法及影响

民国初年,汉藏佛教界在佛教文化内涵的理解与认识上不断切近,汉地僧人开始集体或单独前往西藏求法,藏传佛教僧人亦躬身达至内地阐发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行次第。亲至内地初传佛法的藏传佛教著名僧人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作为扣连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人物,跨越汉藏过往的沟坎与现实局势的困境,凭依宗教领域内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诠释,阐明佛教与社会、佛教与人生等佛教现世价值观,与汉地佛教界人士共同弘传佛教文化,赋予佛教新的解释现代社会的阐发理论和切入模式,力行书写了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现代进程。     

中国佛学精神嬗变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中国佛学关于入世之中追求出世的精神内涵对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源于西方文化的专业社会工作在本土化历程中同样面临着佛学当初进入中国的处境。佛学十分注意外来文化本土环境适应的重要性，其一方面注重依附统治阶级和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不断地改造自己并努力调和与儒道学说的关系，极力证明佛学与儒道学说在根本宗旨上的一致性，直至真正融入中国本土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本土化可以从佛学的中国式成功嬗变和精神内涵改造经验得到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