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习之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学子前来听讲。有个叫黄干的年轻人,见朱熹反复阅读他已经熟读的书,深受感动地说":先生简直是在‘吃’书啊!"朱熹回答说":对!白鹿洞书院的第一条学规就是讲究‘吃’书。"朱熹认为,人     

南阳地区书院简介

<正>书院之名始于我国唐朝,当时为收藏、校勘,整理典籍的处所。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4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公元725年)改称集贤殿书院,置学士,掌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辩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这就是当时设置书院的目的,亦即是书院之名的由来,而不是学子肄业的地方。 唐德宗贞元时,李渤隐居于江西庐山白鹿洞,至五代南唐时,就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宋时改称为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书院具有学校性质。     

象山书院及其历史变迁

长沙的岳麓、金华的丽泽、庐山的白鹿洞、贵溪的象山均为南宋著名的书院，四者之中江西有其二。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书院，而象山书院则是弘扬陆学的书院。虽经元明清诸代，白鹿洞书院一直办在庐山南麓，而象山书院则因种种原因，迁建多处，现将一般概况分述如下。一、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山象山精舍象山书院的前身叫象山精会，而其共创者则是南宋著名教育家陆九渊及其门徒彭世昌①。原址在今江西贵溪上清镇东南的应天山。宋淳熙十四年（1187），陆九渊门人彭世昌，来贵溪寻访张伯强和张行已等老朋友。“日登山游览，见“陵…     

《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及书院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教育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邻国日本的民族教育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江户时代,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乡学和书院都奉《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圭臬。     

《白鹿书院志》考

白鹿洞书院的历史,自李渤创建台榭的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六十多年;如从宋初建书院,即公元976年算起,亦有一千多年了。 白鹿洞书院,由于和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教育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闻名天下,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之一。 长期以来,对于白鹿洞书院的历史,有过许多记载。其中书院志的编辑,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历史材料的保存和整理研究工作。纵观历来院志的修辑过程,自宏治七年(公元1494年)第一次修志以后,共有五次重修,一次补编,以及对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毛志的八次重印、补刊。     

白鹿洞书院略述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下,早在宋代,它与嵩阳、岳麓、睢阳并称四大书院。南宋淳熙年间(1179～1182年),还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白鹿洞”在唐贞元年间(785～804年)是李渤、李涉兄弟隐居读书的地方。南唐升元中     

书院视角下的学术与文学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传承方式中,书院是重要而又独特的一种。它不仅如官学教育体系那样具有教育职能,宋代以降,还常成为学术文化培养和传衍的基地,兼具学术及学派策源地的功用。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如宋代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鹅湖书院;元代的师山书院、太极书院、明经书院;明代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1179-1181)

本文讨论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期间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活动。认为单从修复的成就看,影响相对很小,它是南宋书院发展中一个很重要也很引人注目的部分,但它不论是作为新儒家的书院或是北宋的书院,都绝对没有起到领头的作用。从长远看,白鹿洞书院修复之所以声誉巨大,更多的要归功于象征意义而不是历史,因为是朱熹的介入以及他的《教条》才使得它成为新儒学书院的一个有力象征。     

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形成契机——兼论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

南宋时期,鉴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诗赋人才的匮乏以及社会右文之风的盛行,南宋政府决然恢复曾在北宋一度停废的诗赋取士制度.然而,在北宋长期实行经义取士的历史实际与儒学中兴的文化背景下,经义取士制度亦得以保留,而南宋政府兼收并蓄的用人政策客观上又强化了这一趋势.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由此而确立,并延续至南宋灭亡.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确立,最终结束了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其形成契机揭示了宋代科举考试内容的衍变规律.     

宋元书院与地方文化——吉州地区书院、学术与民间宗教

在许多地方,书院曾是儒学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十至十四世纪吉州地方文化与道学教育相互作用。吉州的历史开始于七至八世纪。那时,吉州大姓开始搬迁到这一区域。搬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受佛教或道教的影响。当时民间宗教是相当现实的。效忠是宗教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意识。功利精神或某种现实态度渗透到了当地的世界观和生活哲学。当地人对法律程序的熟悉程度和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争端之快是出了名的。这也许能部分解释那一时期的相对和平。朱熹去世时,儒学已开始渗透到宗教。那时已有十三家书院,书院的高效率使用在传播儒家思想方面起到了作用。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从濂溪书院的演变看学人的圣化——以周敦颐为例

周敦颐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在他生活的年代,甚至在他死后相当长时间内,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南宋初年之后,他忽然变成了一个大儒,一个圣人,随着他生前命名的濂溪书院或类似书院的大批修建,周敦颐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书院文庙中受供的圣人,一尊与孔子同列的文化偶像。书院的历史与偶像的历史竟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流坑董氏家族书院考略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流坑董氏家族书院始创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鼎盛于两宋,衰落于元代,复兴于明清。千余年间,流坑先后创办了名为书院、书屋、精舍等各类学校40余所,培养出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4名、举人200多名。流坑董氏家族书院教育的发展,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教育目标的两重性;二是教育经费来源多样性;三是师资来源的家族性。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禅悦三生事空切,卧看秋水浸山烟——试论姜夔的佛禅思想

姜夔作为南宋词坛一大家，在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历史大背景下，其思想中渗透着佛、道二家相融并取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趣，反映了宋代文士独有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性格。文章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姜夔的佛禅思想做分析，进而对姜夔思想和心灵世界中的佛禅因素及南宋文士佛禅因缘背后的文化现象做了解和探寻。     

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宗旨

南宋时期,理学和书院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理学家倡导复兴儒学、以儒家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作为书院教育宗旨,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为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南宋时期书院的教学活动探微

宋室偏安江南,书院及理学发展的中心亦向南移,张械、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们纷纷以书院为阵地,潜心研习并传播儒学及理学,致使书院的教学活动异常活跃。吕祖谦、朱熹等率先颁定书院学规,确立了明德亲民、传道济民、学而优则仕等三大教学目标。除向弟子传授经学内容外,还着重“最切实用”的日用知识传授和备战科举考试。教学方法上亦有诸多新意,诸如定期祭祀先贤、以励后贤,平日活动及考核要记录在案,学生分斋研习等,常用的教学方式是“升堂讲说”,弟子可以当堂质疑问难,听讲者不受地域和门户限制。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常带领弟子外出到其他书院进行游学和讲学活动,诸如朱熹拜访张拭的岳麓会讲,朱熹、吕祖谦与陆九渊的鹅湖会讲以及陆九渊拜访朱熹的白鹿会讲等,实开书院教学活动之新风,为后世书院发展起到一种导向作用。     

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及其对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清代书院类型主要有四种:以科举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讲习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主的晚清西学书院。清代书院的教学宗旨都突出了德育的要求,并且各有一定的特点;清代书院还十分重视具体教学制度对学生德育的功能,如在选拔教师时,注重考察其德行表现;注重祭祀制度对学生的德育功能;注重学规章程对学生德行的塑造作用。考察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南渡词人康与之生平事迹考述

康与之为北宋末年、南渡初期著名词人,才思敏捷,性情滑稽,擅长宫廷应制乐章,词风近于柳永,故世人并称康、柳。然康与之为人却较为复杂,渡江之初以上《中兴十策》而名噪一时,后因投靠秦桧,有秦府狎客之号,且多贪滥腐化、陷害忠良等恶行,以致声名扫地,遗臭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