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鳣、鲟、鲔”释文质疑——古代名物丛考之五

“鳣、(鱼覃)、鲔”都是古代的鱼名,《辞海》(1979年版,下同此)认为:“鳣”即今“鳇”;“(鱼覃)”即今“鲟”;“鲔”即今“鲟、鳇”.笔者不同意上述说法,并认为“鳣”即今“中华鲟”;“(鱼覃)”和“鲔”系同物异名,都是指的今“白鲟”.因为“鳣、(鱼覃)、鲔”俱属今鲟形目,形状相近,且古今名称变化很大,遂使得《辞海》的释文有误.     

说“今”道“古”

说“今”道“古”施元根中学文言文中“今”字不少。“今”的常用义当然是作时间名词，当“今天”、“现在”讲，如：①今闻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刺秦王》高中第六册，下只注册数）“今”的第二种用法是作假设连词，与“苟”、“其”等字作假设连...     

客乡特产“红”“黑”“白”

闽粤赣边区的赣州、汀州（今福建龙岩、三明地区）、梅州33个县,既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和大本营,也是著名的原生态农耕稻作文化区。这里有三种特产：“红”——广东省梅州府兴宁县（今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县）的红曲,“黑”——福建省汀州府永定县（今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的豆豉,“白”一一江西省虔州府宁都县（今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的粉干。     

古汉语中“至今”与“至于今”的演变

古汉语中“至今”与“至于今”是两个形式上相似的固定结构,在使用上有同有异。在汉语发展过程中,“至今”逐渐演变为一个副词,“至于今”在一种用法上与“至今”汇合,在另一种用法上改由四字格固定结构表达。     

“今”字误译例辨析

“今”字在古文注释翻译时,常被误释误译。如: (1)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墨子·非攻》) (2) 今有一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黑白之辨矣。(同上) 《中华活叶文选》将此二例中的“今”字分别译为“如今”、“现在”;《古文百则》将两个“今”均译为“现在”,二者的翻译都不确切。首先从句子形式上看,两个例子都是“今……,则……”的格式。这是一种条件复句,前面的分句提出一个假设,后面的分句说明假设的结果。“今”是复句中的主要关联词语,     

“阿堵”的意义及流变──兼论“阿”、“阿谁”的意义

《世说新语》中的“阿堵”为远指代词，相当今天的“那个”、“那里”，它的源头是“何处”；作为远指代词，魏晋演变作“阿堵”，唐宋元时作“阿底”、“兀底”，今方言中作“兀搭”；作为疑问代词的一支，古书或作“何处”或作“阿堵”，今方言中作“阿搭”、“阿坨”等。“阿”是“何”的同音通假，意义发展或作疑问代词，或作远指代词，不是传统所说的语气词。“兀”作为“阿”的音变，是远指代词，也非语气词。     

说“被”与“披”

披衣服的“披”,如果学生写成“被”,老师是一定要加以纠正的。但是清朝文字学家徐灏说:“披衣之‘披’,乃‘被’之假借。”按照他的说法,“披衣”倒应写成“被衣”,才是正字。他说得对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被”与“披”的本义说起。《说文解宇》衣部:“被,寝衣,长一身有半,从衣皮身。”《论语·乡党》:“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孔安国解释说:“今之被也”。郑玄注:“今小卧被是也。”《楚辞、招魂》:“翡翠珠被。”王逸注:“被,衾也。”由此看来,“被”     

论“和平崛起”下的中国“新安全观”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当今中国的一项国家战略。在“和平崛起”战略指导下的中国应奉行以“合作”为内涵的“新安全观”，走“自主合作”式安全道路。     

“岭南第一鲤”提纯复优成功

被称为“岭南第一鲤”的肇庆市鼎湖 区沙浦镇文乃鲤近日成功实现提纯复优, 使其从外形、色泽、口感等方面都恢复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平。 据介绍,沙浦镇出产的文乃鲤以身娇     

古籍中“淮海”地域的变迁

在古籍中经常出现“淮海”一词。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淮海”原是泛指长江中下游,主要还是指江南;宋以后,“淮海”也还泛指长江中下游,但主要是指江北;明清两代,“淮海”为苏北里下河一带;近代,“淮海区”则更向北移动,即洪泽湖及其以北的徐淮地区。“淮海”,最早见于萧世怡的《淮海乱离志》,该书记载南朝梁末侯景举兵叛变,攻破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攻下台城(宫城),又分兵破广陵(今江苏扬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据“乱离”范围看,南北朝时期“淮海”是指长江下游、淮河与东海之间的广大地区,主要部分在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彭蠡湖中望庐山》诗中有句云:“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淮海途将半,星霜岁欲穷。”“彭蠡”,今江西省鄱阳湖。孟浩然诗中说的“淮海途将半”仍是指长江下游,主要又指江南。     

车师（姑师）的语源、语义及源流考辨

车师（姑师）是汉文史籍对突厥语OБUZ（乌护,乌古斯）一词的音译,应读作gūsī／gūzī。OБUZ的本意为“初乳”,鸟孙国为其源头。该部族的得名及其狼图腾文化的形成,与汉代乌孙首领猎骄靡婴幼时为狼所哺养的神奇经历密切相关。其后,进而演变为包含有24个部落的部族名称。其中分布在东部天山地区的8个部落后以“滑”“八滑”“滑国”“八部”或“高车”等名见诸于史籍,民众则以OБUZ的略音便译形式“滑”或“车”为姓。乌古斯属蒙古人种,是部落及人口最多的一个突厥语部族,也是构成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主体部族。     

“V＋A＋（一）点儿！”与“A＋V＋（一）点儿！”的语义内涵探析

现代汉语常用祈使句“A＋V＋（一）点儿！”（V代表单音节动词,A代表单音节形容词）表示说话者的态度和意愿,句式中的A常为表示数量范畴的形容词“多”和“少”;而其他语义范畴的形容词只能构成“V＋A＋（一）点儿！”的句式,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的语言现象。而且后一种格式都可以转换为前一种格式,前一种格式一般不能转换为后一种格式。从认知语言学和汉语语法化的角度去探究其动因和机制,可以发现祈使句对语境的依赖性使得表达了数量范畴的“多”“少”使用的频率高,范围广,在人们的头脑中有深刻的认知基础,祈使句与数量范畴建立关联后是无标记项,同时“A＋V＋（一）点儿！”的语序结构也是保留了古代汉语中形容词用于动词前直接作状语的用法。     

“经营”“惊鸿”“游龙”释义考

词语是在语用中被创造出来的,释词无论如何不可脱离语境。"经营"古义揭示历史语境,"惊鸿""游龙"深入到心理和民俗,都是文本"细读"的结果。     

试论汉日语类指的表现形式

指称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类指作为指称的一种,成为当今语言学、语言哲学等领域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类指的表现形式,语言学界众说纷纭,还没有达成统一。将类指成分纳入名词性成分的一个子系统,对类指成分在现代汉语及日语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对于类指的表现,中日语言在光杆名词、“的”字结构、“这”／“那”＋普通名词和“コソマト”体系等方面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现代汉语“有＋VP”结构特征简析

从语言事实入手，把“有＋VP”分为两类：一类能受程度副词修饰（“有＋VP1”），一类不能受其修饰（“有＋VP2”）。主体部分对这两类结构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力求解释造成两类结构与程度副词结合状况差异的原因。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从闽语称谓词头“俺、儿”说起

文中讨论闽语词头“俺（安、畴）、尼、依、郎、妃”等的来源，提出“俺（安、畴）”就是表自称的“俺”，“尼、依”就是“儿”的一种读法，“儿”在古代也可用作自称。     

《汉语大词典》补三例——以方言和文献为据

《汉语大词典》当补收＂看笑声＂和＂响快＂二词,并给＂恭敬＂增加义项。本文提供现代汉语方言和历代文献两方面的证据。     

现代汉语介词“论”的形成历史及其语法分析

现代汉语介词“论”来源于先秦动词“论”.动词“论”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两汉时期“论”所在的连动结构主次动词分化明显,唐代“论”由动词引申出介词用法,宋代以后“论”的介词用法进一步扩展.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论”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连动结构的句法环境加之连动结构中连词使用频率的递减趋势为动词“论”的语法化提供了条件.“论”由表示“议论、评论”的实词义到表示“以某种单位为准”的语法义的语法化过程中间经历了“衡量、评定”义的语义演变阶段.频率中“临界频率”的增加也是推动“论”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论”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而“论”发生语义演变致使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语用推理.     

《周易》中的“主”及相关问题

“主”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主”是天道的代称,《周易》卦象中离、艮、震为“主”。“主”与“常”同义,《周易》卦象中兑、震、坎、离为“常”。商周宗法制社会中的贵族统治者也称为“主”,《周易》卦爻辞中“王”、“君”、“公”等皆与“主”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