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行为伦理妥协——批评与建设性的视角

行政行为伦理妥协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面对价值选择空间时囿于某种压力做出了暂时选择较低层次行政价值的行为,它的危害表现在否定行政人员的德性、破坏正常的组织制度、营造消极的组织文化、降低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行政行为伦理妥协产生的原因包括客观存在的行政伦理困境,上级和组织的制约,行政人员缺乏伦理决策技巧。我们应该通过塑造超越性身份认同,构建道德化的行政制度,实施系统有效的救济手段,提高行政人员伦理决策技巧以及培育公共信仰、营造道德氛围等手段来压缩行政行为伦理妥协存在的空间以致最终根除它。     

关于行政伦理责任与行政伦理行为选择困境的几点认识

行政伦理责任在政府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现代责任政府建立的根本要求.笔者论述了行政伦理责任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地位,并对行政伦理行为选择的困境即行政伦理责任冲突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论述走出行政伦理责任困境的途径.     

“利益人”视阈下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选择

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性假设是分析其职权行为的重要前提.公共行政人员既非自利的"经济人",又非缺乏价值内涵的"公共人",而是有着多重利益取向的"利益人",因而他们的行为面临着公共利益和组织利益的冲突、本位职责和社会职责的冲突、个人正当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进而陷入行政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建设和公共行政人员个体德性的彰显.应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公正的规范制度,以及公共行政人格的塑造,促使公共行政人员选择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行政行为.     

公共行政责任:伦理维度与建构逻辑

公共行政责任与道德、伦理息息相关,有其独特的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本文以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基本背景,考量公共行政责任的内在价值指涉:一是其伦理规范价值,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既定的行政伦理规范要求,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二是其德性价值目标,即要求公共行政主体通过德性之内化及行政德性人格之塑造消解具体管理情景下的行政选择冲突和价值冲突;三是其正义诉求,即公共行政及其主体必须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最后,从对公共行政责任如何实现的探讨出发,提出伦理规范与道德德性并重,从规范到德性的逻辑路径.     

优生优育的伦理思考

优生优育是现代人的生育选择和生育责任,也是社会对生育者提出的伦理要求。优生手段选择中的伦理问题主要包括婚配选择和育龄选择中的价值冲突及其道德调整,禁止有害基因携带者生育中的价值冲突及其道德调整,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中的价值冲突及其道德调整等问题。优育方式选择中的伦理问题主要包括积极创造优养优教的条件,努力实现抚养和教育方式的科学化,用科学的、文明的和民主的方法,塑造现代化的新人。     

当代中国组织的伦理缺失及其对传统伦理范式的挑战

现代组织的道德失范导致组织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失衡、组织道德责任的漂移、组织伦理取向的迷失、组织伦理规范的冲突及伦理调控的失灵等。组织道德失范的原因一方面是组织实体自身所存在的道德意识空场、组织结构的失衡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动;另一方面是由于传统伦理范式中道德主体的个体单一性之弊、依个体良心而实现道德价值的"规范习得-践行"模式及重义轻利、整体主义及等级主义的价值导向而造成组织道德主体性的失陷和组织伦理的无效运行。     

论政府伦理精神

“政府伦理世界观”是“政府伦理世界”的道德自我意识，是“政府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是政府这个“整个个体”的“道德世界观”。“政府伦理世界观”的本质是“政府伦理精神”。“政府伦理精神”是指公务员个体与政府组织整体相统一的、作为实体的政府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意志的复合，是政府的“伦理精神”。政府伦理精神是政府自主性的体现，即作为主体的政府对自我存在和自我价值的积极认可，是自己支配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自主性行为及其制度的总和。     

公务员行政决策伦理思考的嬗变——从行政责任到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的功能从工具理性过渡到价值理性使得行政决策行为更加贴近社会大众,贴近公共利益,行政决策行为也因此围绕着责任标准和公益标准展开价值博弈。长期以来,库珀的"层次式"行政责任为主要决策价值观的决策伦理思考路径成为行政决策与伦理决策结合的大胆尝试,但是,作为行政人员决策需要依赖更多的是一种具有实体统领性的核心价值。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的行政决策伦理思考从根本上解决了行政人员面对不同价值观产生的冲突和困境,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真正的伦理责任承担了决策者进行伦理思考的指导性角色。     

行政伦理妥协的合法性探微

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特殊的价值抉择,因其在实践中表现为择恶弃善或择小善弃大善,故其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合法性不仅意味着被公众认同,而且本身必须内含善的因子。行政伦理妥协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公共行政领域难以实现最优选择,常不得已而以满意选择代之,但总是努力趋向至善。作为一种非羁束性自由裁量行为,必须对行政伦理妥协进行严格的限定才能保证妥协总是在合法性范畴内。在实践中,要加强对妥协行为的监督,避免虚假的价值冲突,并积极提升行政人员的能力,努力超越行政伦理妥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健康传播的伦理审视

健康传播与伦理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健康传播的核心议题——健康问题,健康传播的价值目标——促进健康以及健康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等都属于道德问题.健康传播面临的伦理问题非常复杂.医疗健康传播中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伦理难题.组织健康传播中政府健康信息的公开问题、健康信息宣传策略选择的道德两难、健康知识教育与健康道德教育的冲突.媒体健康传播中健康报道的信实问题、健康类节目和广告的诚信问题以及隐私保护问题是健康传播中的几类典型伦理问题.应对健康传播中的伦理问题,离不开伦理原则的指导.健康传播的基本伦理原则——信实、尊重和公益原则,是适用于健康传播各个领域、解决健康传播伦理问题的基本指导原则和道德准则.     

论公共伦理价值

伦理价值是伦理学的核心,公共伦理价值则是公共伦理学的核心。公共伦理价值的具体形态应从公共行政的特殊性中提炼。公共行政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常常面临着的伦理问题是如何将公共利益贯彻下去,如何协调各不同群体、组织的利益要求,因此,"尊重"成为了公共伦理价值的基本形式。     

当前我国公务员伦理关系现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

当前我国公务员伦理关系正处于一种由"传统"到"现代"的结构调整和总体转型中,表现出"调整"或"转型"所特有的多元、多变与多样的状况。在这种多元、多变与多样的伦理关系现状中,又表现出了一种主导性的、主流的发展趋势,即公私分域的公务员伦理关系之建构。调查表明,这是"多"中之"一"、"变化"中之"不变"、"多元"中之"主流"。其主流趋势是:(1)公私分域的伦理秩序;(2)"新五伦"(夫妻;父母子女;上下级及同事;兄弟姐妹;朋友)及其德性的培育。对于如何建构新时期我国公务员和谐伦理关系,建议:(1)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公务员新型伦理关系建构中的指导作用;(2)成立伦理委员会并赋予它以实际的权力;(3)建立公务员定期带薪休假制度;(4)落实并正当使用政府及公务员行政自由裁量权,切实保证公共权力的实施以维护公共利益;(5)建立一种平衡上下级关系及同事关系的公务员考核制度;(6)建立公务员的个人信用档案或个人道德档案。     

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探析

公务员由于具有代表公益和私益的双重身份,在特定情境下,容易因利益冲突而做出滥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文章认为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是源头治腐、依法治腐的客观需要,且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具有充分的立法基础和政治基础,因而立法具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的技术性问题如法律名称的思考、立法的基本原则、立法的主要内容及其专门管理机构进行了探讨。认为当前对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进行立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是可行的。     

刍议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对策

公务员行政伦理对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而今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频发,已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从区级政府公务员行政伦理的现状进行调查,针对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必须从公务员自律和外在激励约束两方面寻找能有效防止行政伦理失范的措施。     

基层社会中伦理精神民主的塑造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向现代市场经济时代过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精神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亦得以提升，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发展正是人们精神意识的升华，现阶段伦理精神民主的塑造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广大农村，农民伦理精神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推动基层公务人员行政伦理建设的步伐，加大了基层社会中伦理精神民主塑造的力度。     

中国行政伦理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行政伦理观是公共行政主体和国家公务员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从行政伦理观的历史演变的角度出发,采用了理论研究方法,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行政伦理观的传承与变迁,针对不同历史时期行政伦理观的价值观念转变,归纳当代行政伦理观建设的启示。     

政治与行政的关联与公共管理伦理维度的开显

权利哲学的展开必然要求采用现代民主政体,因为只有它能使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和道德人格得到制度化实现。政治国家及其意志的执行者———公共行政机构的工作都是为了使民主政体和宪法运行顺畅。民主政体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公共伦理关系,其公共伦理价值对公共管理活动产生了实质性的规范力量,并使其实现公共正义的价值目标。     

科技伦理与公共理性

科技伦理领域面对的往往是多元道德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我们在价值取向上应持开放性的态度,以促进科技与人文在发展中的动态协调.再加上科技体制化的现实,科技伦理中价值取向的选择与实现呼吁一种社会、政治机制上的开放性,以形成社会公众的道德理性对政治和利益团体的制约,而公共理性经过合理论证可以用于解决某些伦理问题.作为上述分析的结果,科技伦理可能孕育着一种新的实践哲学模式.     

公务人员检举内部贪腐行为的困境与超越

贪腐行为具有隐秘性、狡猾性和高度的犯罪黑数等特质,唯有通过知情的公务人员对其进行检举,才可能真正有效反腐。但欲检举贪腐的公务人员面临外部社会评价和内部行政伦理的困境,外部社会认为检举是告密,内部行政伦理要求公务人员对组织忠诚;以及检举后检举人可能面对更多的风险或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从培育新的检举文化、革新行政伦理、加强对检举人的保护以及建立检举人激励机制方面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