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乐论的演进及路径——以《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为中心

先秦儒家乐论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尤以《荀子 · 乐论》与《礼记 · 乐记》最为典型.二者思想有承续关系,但在"乐"的性质与功能、"乐"与情感的关系、"乐"对君子人格的教化以及"礼""乐"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存在微妙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出上古儒家乐论的演进及其路径,折射出西汉统治者在礼乐制度上对儒学的改造,以及儒家乐论逐步适应西汉王朝政治要求的努力.     

关于《毛诗大序》的重新解读

比较《毛诗大序》和《礼记·乐记》及《荀子·乐论》 ,《毛诗大序》与《礼记·乐记》相近 ,更多体现了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 ,而《荀子·乐论》则代表了国家主义集权思想的抬头 ,以往因为《毛诗大序》与《荀子·乐论》颇有文字重出者 ,谈论《毛诗大序》为代表的汉代《诗》教 ,经常是在《荀》儒 ,即战国末期儒家思想背景下 ,批评其限制情性的消极影响 ,对于其语辞的理解也就有所误读 ,现返回孔孟早期儒家之源头 ,《毛诗大序》人文主义的伟大意蕴 ,才得以拨云见日的重新发现     

从文献比较中看《乐记》的撰作年代

对《礼记·乐记》撰作年代看法上的分歧,大致说来,有战国公孙尼子作、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作两说.造成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里不一一评述.本文拟就《乐记》与《荀子·乐论》、《吕氏春秋·适音》等有关文字的先后问题,找出线索和证据,借以考订它的撰作年代.     

试论《乐记》的作者及与子思学派的关系

有关今本《乐记》的作者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从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乐记》最有可能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通过《乐记》与《性自命出》、《荀子.乐论》的对比研究,进一步肯定了《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公孙尼子的思想与子思学派接近,或说公孙尼子原本就属于子思一系。因此,研究子思学派可以把《乐记》纳入考察之范围。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礼记·乐记》之“乐象”考释

“乐象”在《荀子·乐论》中初显端倪,而完善于《礼记·乐记》,作为礼乐文化、古音乐学中极其重要的范畴,它的产生、发展、延伸有其内在的理路。在“音”“声”“乐”三者的离合、勾连中,“乐象”保持了多义性与丰富性。在“音声舞”的变化中,“乐象”作为“歌乐舞”的合一,具有原生性、综合性,不能被其他后起、外来的概念所取代。     

亚当·斯密《道德情感论》中的仁论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把道德理论建基于人类的同感（sympathy）,这种诉诸自然人情而非抽象理性的取向与儒家仁论非常相似。有学者指出,亚当斯密可能受到孟子的影响,但未详言。以亚当·斯密的学术交游为始点,探讨书中论点与儒家仁论的会通,涉及以下各点：同感(仁)、推己及人、以自然感情作道德标准、应然义的“人”、无待于外的内在价值、天道、普世价值等。
      

《乐记》中的教化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重视教化,即通过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儒家将礼乐融入教化中,"礼"规范外在的言行举止,"乐"提高内心的道德修养。《礼记.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认为"乐"发自人心同时具有感动人心的作用,它以内心情感为基础,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成为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很大价值。     

《礼记》有关篇章作者及成文年代

郭店简与上博简的发现与研究使《礼记》有关篇章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我们认为《礼记》一些有关思想方面的重要篇章成书于战国中前期的儒家七十子及后学之手,他们在战国时代社会环境的要求之下,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儒学。     

简论郭店楚简的乐教思想

在早期儒家乐教思想的谱系源流中,楚简所表现的乐教思想显明了一条从孔子,经楚简,再到荀子及《礼记.乐记》的思想线索,在儒家心性论的背景下,楚简的乐教思想显示出强烈的情本色彩,从情之表现,情之陶冶与美化的角度,彰显出礼乐教化的意义。     

从《儒行》到《儒效》：先秦儒学的发展与转折

《礼记·儒行》篇和《荀子·儒效》篇都是战国时期儒学对自身的定位和理解的反映,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可以看出战国儒学发展的脉络以及转向。《儒行》篇应当属于子张后学的作品。荀子严厉地批评了俗儒、贱儒、小儒,同时提出了大儒理想。相对于《儒行》篇而言,《儒效》篇对儒者的定位与理解已经比《儒行》篇有了极大的提升与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扭转了儒学发展的路径,即更加重视儒学中的政治品性。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汉代儒学的发展。     

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

通过对《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思想的细致比较研究,可以表明《礼记·乐记》的心性论内涵是颇为深刻、丰富的。《乐记》中有关心性的论述,尤其是有关道与欲、天理与人欲的理解,以及以“正义”论身心关系,都比《性自命出》更深入、更高阔。结合其它有关世传文献的考察,似难推定《性自命出》为公孙尼子所作。     

“民心是阵”:战国儒家兵学思想演变考论——兼论清华简《天下之道》学派属性与学术价值

清华简《天下之道》以攻守的兵学概念和言说方式讨论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文意清晰，在兵儒融合以及先秦儒学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是开放和多元的，其兵学思想暗含了孟子和荀子等孔门后学对待战争、兵学的态度。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主流儒者强烈抨击战争，缺乏战争常识，反对兵家思想，否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作用。而《天下之道》提出"民心是阵"，以兵学概念来表达儒家的民心思想，显然这并非孟子或孟学的作品。战国后期，荀子秉持儒家思想，积极了解战争，主动研究各国兵制、武器等。尤其是荀子主动充分吸收兵家思想，如重视将帅作用、讲究作战时机、治军崇尚赏罚等。荀子兵学理论中谈到如何取胜的具体操作层面，其思考丝毫不亚于当时的著名兵书。在此基础上，荀子将这些兵家之术作为实现儒家兵道、政道的重要方式，《议兵》正是在他以儒家思想为本、充分吸收兵家思想而完成儒家论兵的集大成之作。从先秦儒学史来看，《议兵》的出现并非偶然，《天下之道》等文献正是荀子之前的先秦儒者试图融合兵家思想的具体努力，是荀子论兵的先声。先秦儒者融合兵家思想的线索一直以来隐而不显，而《天下之道》的发现使得这条暗线为学界所认识，并且可能激活了长期以来误读的一些儒家论兵的文献，对丰富儒家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乐记》、《声无哀乐论》比较研究

《乐记》和《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文献,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乐学研究的两个高峰。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认为《声无哀乐论》是对《乐记》理论的颠覆。本文通过比较,论证二者分别揭示了音乐不同层面上的本质规律,《声无哀乐论》没有对《乐记》形成正面冲击,是对《乐记》的发展和补充,二者是并立互补的。     

先秦礼乐思想的伦理意蕴与现代启示

礼乐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传延久远,礼乐思想丰富博大,意蕴精深,滋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根脉。中国古代儒学经典《礼记》特别是其中的《乐记》,是中国古代关于礼乐思想的重要著作;战国时期重要思想家荀子的主要著作《荀子》中的《礼论》《乐论》以及《劝学》《修身》《荣辱》等篇章,对礼乐的本质、起源、作用功能和相互关系等,都作了丰富深刻的阐述,它是今天我们探讨古代礼乐思想及其伦理意蕴的重要文献。     

《礼记·乐记》的乐教思想

《乐记》中乐教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物感”论,亦即物—心—乐三者之间一种相互触动、相互感发、相互作用的关系;《乐记》所申论的乐教的教化意义主要表现在乐通伦理、乐与政通两个方面;对于乐教的具体实施,《乐记》强调以＂德音＂教化民众,并注重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论语》“三归”考

“三归”,指管仲所封的三处采邑。其依据是：1.《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与《外篇》中的《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记叙的是一件事。前者说管仲“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后者则言“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其子孙赏邑”;前者言“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后者言“今为夫子赏邑,通之子孙”。2.《荀子·仲尼》：“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比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 因此,“三归”可能是管仲原有封邑再加上“狐与谷”。     

世界轴心时代的诗学双峰——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并峙的荀子《乐论》

在世界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之间,在诗学的历史上出现了两座并肩而立的高峰:一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是中国战国末期荀子的《乐论》。人论是二人诗学思想的共同出发点,亚里士多德是性善论者,荀子是性恶论。荀子在诗学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关于诗的存在论、诗的创作论、诗本与诗象论、诗的价值论几个方面。荀子的诗学思想影响深远,应在世界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