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用事论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用事的探讨是构建其独特诗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从诗人诗作的用事实例着手,分析诗词用事的偏差与失误;其次,他提出了《苕溪渔隐丛话》用事的标尺———“合理”;最后,表达了他的用事理想———精切。《苕溪渔隐丛话》这种独特用事论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为后世用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对用事之法的阐释

北宋任渊的<山谷诗集注>对黄庭坚诗歌的用事之法作了详尽深入的阐释,包括典故的继承与袭用、变化与生新两方面,并进一步揭示了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历"的诗法.<山谷诗集注>在诗歌注释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卿家虽贫”与“专学必能兴门户”——齐梁文人隶事用典的文化考察

齐梁时期,国家以文史取人,这使寒士自觉以苦读来求取入仕之径.他们为了博得入仕的机会,从而在宴会的赋诗活动中取得君王的赏识,因此抄书、编书以求博闻强记.寒人的博学刺激了士族弟子,使当时社会形成了博学的风气,其表现就是日常的隶事活动和文学创作中的用事.当时用事著名的文人中,大多是出身寒微的庶族士人.     

钟嵘用事观辨析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评诗专著,钟嵘认为诗和文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强调诗吟咏性情的抒情功能。对于五言诗歌中的用事,钟嵘并非全然否定,而是针对齐梁时用事不当如同书抄的不良诗风,反对堆砌典故、好用新事,并提出"直寻"之法以矫其弊,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     

中国古典词学用事论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用事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肯定与主张词作用事之论的承衍,二是词作用事要求之论的承衍。其中,第二个维面又包括两条分支线索:一是要求词作用事自然妥贴圆融之论的承衍;二是要求词作用事灵活、事为意用之论的承衍。这几条线索从主体上展开了词学用事论的空间,将古典词学用事论的内涵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     

《诗品》二题

钟蝾反对用事,就针对齐梁诗坛的弊病来说,确有补弊救偏的作用;对田园诗、山水诗来讲,不宜用事,也揭示出这类诗歌的创作特点。问题是,他把局部性的创作经验,无限制地扩大,推论出“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这显然与抒写情怀的古典诗歌经常用事的历史事实不符,从而暴露了钟嵘立论不周,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钟嵘响亮地提出诗歌的形式——五言优于四言。这种主张,具有反潮流的精神,对五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钟嵘用事观辨析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评诗专著，钟嵘认为诗和文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强调诗吟咏性情的抒情功能。对于五言诗歌中的用事，钟嵘并非全然否定，而是针对齐梁时用事不当如同书抄的不良诗风，反对堆砌典故、好用新事，并提出“直寻”之法以矫其弊，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     

论姚风诗歌之"重"

姚风的诗歌有着清晰可感的重量。从其已经出版的《绝句》《枯枝上的敌人》《大海上的柠檬》等诗集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强烈转折的结构,传递出巨大的张力;其语言简明和准确的特征凸显文明、人类、世界等材料之"重",显示了举重若轻的创作能力。他的诗歌因深重的爱与责任意识,在当代诗歌作品中表现出重要的意义。     

宋四六与类书

宋四六是骈文在宋代进一步定型化后所获得的专称。它应用广泛,更是科举应试的通用文体,其矜尚用事、典赡精工的特点对类书提出了强烈的吁求。而类书在提供临文之需的同时,也不免使宋四六走上程式化的道路,逐渐丧失活力,沦为“类书外编”。     

试论岑参诗中的"自然"风格

盛唐诗人岑参，以描写边塞的奇异色彩而闻名，而对其边塞以外的诗，人们却少有关注。实际上他各个时期的诗作，都很有特色。并且从他全部诗歌的创作来看，可以发现他的诗歌表现出一种对“自然”风格自觉追求的内在品质。     

试论"诗怪"李金发

李金发是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曾以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轰动,被称之为"诗怪".李金发从创作方法、艺术表现形式、创作题材、人生道路等四个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因而形成他诗歌之"怪".李金发第一个运用象征派手法从事诗歌创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奠定其诗作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     

"意象的姿容"与"现实的身影"——简政珍诗歌艺术散论

在中生代诗歌界中享有盛誉而成就卓著的台湾诗学家与诗人简政珍,有着比一般诗人更全面、更深入也更清醒的诗学观念和诗歌理想,并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使其得以有效实现。他以学者身份所坚持的平民化视角与草根精神及由此确立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态势、别具一格的意象叙述风格,对于当下大陆诗歌写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颇有不少可资印证和借鉴之处。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郑愁予诗歌美学技巧探析

郑愁予作为台湾现代诗人的代表,他的诗歌中既有"纵的继承"也有"横的移植"。他对传统的继承有诗情资源的化用,音韵和节奏的讲究和清词丽句的选用;对西方的移植主要是一些现代表现技巧的征用如客观对应的征用、空白的遗留等。通过对其美学技巧的探讨为当今诗歌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些借鉴与帮助,避免新诗低俗、散化的弊病。     

个体主体意识的彰显——试论李贺诗歌悲剧精神的独特性

李贺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位风格独具的诗人,在政治腐败、战乱频繁、仕途苦闷等各种不幸的命运遭际下,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诗歌创作之中,以之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李贺诗歌所呈现出的悲剧精神是由内而外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和魏晋以来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正是由于李贺在诗歌中高扬个体的主体意识,使得其诗歌创作的取材和艺术表现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长远持久的生命力。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竞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剔清那不洁的千层音——论诗歌语言的声音配置

声音与节奏是诗歌的命脉。诗歌声音上的直觉感知与物理感性形式及音素的组合结构相关。这些组合结构就是批评试图发现的声音配置，诸如韵律、音组、语调、和声等模式。现代诗的音韵效果并不一定在一行诗的末尾，更重要的是在诗句内部，以及诗句与诗句之间的绵延起伏，与音素相关的句内韵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张枣对诗歌语言的语音配置非常敏感，他是当代诗人中对闻一多、卞之琳等现代诗人倡导过的音步理论或顿感说在诗歌践行中最积极也最富成果的一位，他也有意识地注重“行间半谐音”（句内韵），在汉语声音诗学上创造了典范文本。     

温庭筠恋情诗词比较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诗人,又是词坛领域的“花间鼻祖”。温庭筠一方面抓住诗高度词化的特质并加以转化与创新,开创了“婉约词”的新天地;另一方面又坚持分体意识自觉进行诗词有别的创作,确立了他对诗词这两种文体的不同审美追求。温氏恋情诗是婉约词产生的基础和桥梁,又是词向前发展、不断完善的动力和催化剂。     

有方与通变: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论刘勰诗本体论中的诗文体观

刘勰诗歌在形式本体上，即“怎么写”上的思想是既保守又激进的，他的重文体、重语言、重体验、重想象都符合今天我们研究出来的诗歌创作规律。“诗有恒裁”为代表的“体”的形式规范观偏向于传统与保守，“随性适分”代表的“体”的选择进化观偏向于现代与改革。刘勰诗的形式本体论的主要学说是“诗有恒裁”说：发现诗歌有体，诗人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本文还在诗学的现代视野中探讨了刘勰诗本体论中的形式论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特别是对当前现代汉诗文体建设具有的积极意义。     

关于新诗技艺或技法的微观与动态特征

新诗技艺的概念可能要再定义或进一步划分,对于那些属于已经被广泛总结归纳了的公共诗歌技艺、诗歌语言的修辞技巧不会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我们针对的只是语言修辞边缘扎根于诗歌写作与鉴赏区间的技术,或者如诗人哑石所言的＂微观技艺＂。每一个诗人无论出色与否,他都有一套对付词语和修辞的潜规则（癖好）,通过这个规则最终触及一个暗无天日的诗歌＂密室/车间＂。诗歌技艺技法千千万,但都可归结到对词语的细微感觉上和思维的丰富性上——历史感与生命意识都通过某种结构动态地粘附于其中。所以即使诗人的年龄增长了,诗艺与技法＂炉火纯青＂了,也不会真的就自然返璞归真,因为所谓诗歌话语的＂返璞归真＂还是必然可以归结到诗歌技艺技法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