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之辨

儒家君子小人之分有两种意义,一以德言,一以位言。《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传统多从德的角度做出解释,但现代学者从词源学或思想史的一般叙述出发,往往认为其是纯粹以位而言。然而,若完全不顾德的因素,只就地位而言,很多卦爻辞尤其是涉及"小人"的例子,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其实,《周易》中的君子小人,既有以位而言的情况,也有以德而言的例子。在"德"的问题上,《周易》对有位贵族提出严格的要求,而对无位庶民则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先秦儒家之道德思想兼顾理想与现实、精英与庶民的特征,便可在《周易》中找到其源头。同时,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观与殷周之际兴起的"德"的观念密切相关。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德更多的是关涉政治或行为,而与后世从个体心性角度来说的"德"有很大的不同。《周易》卦爻辞君子小人之辨的探讨,有助于澄清现代学者关于早期思想的误解,并揭示轴心时代儒家道德思想对早期经典的继承与突破。     

君子观:《论语》与《周易》之比较(下)

三以下想说明从君子观所引发出来的有关《论语》和《周易》的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君子”古义和“新型君子”的问题我们在第一部分阐述《论语》的君子观时,分析出孔子有三方面的“君子”指意,即职位君子、德位君子和政能君子,其中职位君子的用法仅为5例,与全书出现在81节之多的“君子”相比较显得非常稀少,故而得出结论说职位君子的用法在孔子的君子观思想中已经处于逐渐淘汰之列。在讨论《周易》的君子观时,我们曾明确地说书中君子之指意既有职位君子又有德位君子。在此,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周易》所提及的职位君子,往往兼有德…     

说“小人”

小人的“小”．既不指年龄，也非指地位，而是说小人思想素质低、道德修养差。小人是从什么时候才有的，至今没有确沦。但早在2500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注意到了这类人物。在他那篇《论语》中．十多处提到小人，诸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在孔子的笔下．小人的臭名早就远扬了。     

苏轼对待“小人”的态度及哲学依据

秉承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的陶铸,苏轼自小养成了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君子人格,对损人利己的小人深恶痛绝。但善于独立思考的苏轼在波谲云诡的宦海浮沉中也体悟到:小人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若不妥善对待小人,自己也绝无安宁之日。因此,为了国家社会的安泰稳定,除了应以渐变的方式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小人铲除外,其他那些有一善可取的小人则应予以教化、引导,争取使之走上正途。苏轼这些真知灼见的哲学依据主要来自《周易》的阴阳哲学。     

《周易》的君子观及其衍说

在剖析《周易》君子观四方面内涵的基础上 ,认为《周易》阐述君子观的角度是效法天德天道即法天 ,并主要以此为依据 ,探讨《周易》之《易传》作者与孔子关系的问题     

从"乡里小人"视角看陶渊明的"君子"形象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其浓厚的"君子、小人"观念,对他的生活、思想、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陶渊明眼里的"乡里小人",一类是"督邮"、"渔夫"式的乡里小人,一类是真正的乡里小人,即普通平凡的平民百姓.从"乡里小人"视角来看陶渊明的"君子"形象,其眼里的"君子"因其生活时期的不同也不同.     

试论《周易·系辞传》中的阐释策略

《周易·系辞传》是《周易》从“古经”到《易传》形成过程中的一篇重要阐释著作。《系辞传》在解释《周易》时巧妙地运用了一些阐释的策略,在“易”、“天道”、“人道”之间建立了一个映证模式,设置了从“易”、“圣人”到“君子”、“百姓”的一个认知能力递减的等级体系,并竭力使《周易》所显示的“道”神秘化,从而完成了《周易》作为人类社会法则的阐释任务。     

神奇的人类预感

阅读下面的字，根据要求作。 “君子”与“小人”是一种复杂的化现象。中国古代许多名思想家对这种化现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这些思想，对中国化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段]     

“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王船山《俟解》之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孟子》“人之所以异”章诠释为例

通过对船山六十六岁时作品《俟解》的诠释,探讨船山对君子、庶民与小人此三者之间的看法。《俟解》一书近于日记式的心得体悟,是依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的內容而抒发。“人之所以异”章谈论人、禽之辨,认为人与禽兽之异者,系“君子存之”而“庶民去之”,船山此文即以君子与庶民对举,而非君子与小人对举。船山藉此兴发个人感想,认为庶民看似无病,而其实为害更大,故要引导人之志向,勿流于平庸与凡俗；小人之恶,人人见及,且得而诛之,至于庶民之平庸则陷于流俗,病无可病,有其祸害,而诛不胜诛,因此为害更大。故对于《孟子》“人之所以异”章中君子与庶民图像以及船山的诠释作一解说。     

潜性与显性修辞原则:诚信与得体

修辞的原则是修辞界讨论较多的内容,但把修辞的原则分解为潜性原则和显性原则来讨论,尚不多见。修辞应该有潜性原则和显性原则之分。修辞的潜性原则是诚信,它是内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修辞的显性原则是得体,它是外在的,听得见,感受得到的。诚信是表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得体是诚信的结果和表现形式。诚信必须通过得体这个美丽的外衣来显现。但诚信和得体之间是非对称关系,因此,不可逆向推断。     

李商隐“非儒”思想及原因

李商隐＂非儒＂思想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合非儒家祖师周公孔丘及学说;二是单非孔丘及学说;三是非儒家圣贤;四是非韩愈。第一、第二是李商隐向儒家先师和学问发起的挑战,第三是对儒学根基产生的质疑,第四是实践应用。李商隐＂非儒＂思想的出现与唐代教育体制和宽松学术氛围有关,与本人学养来源和坎坷经历有关,与青少年时代个人的学道经历有关。     

边沁的功利主义刑法观

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从"快乐"和"痛苦"的人性基础出发,指出一切法律的目的都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认为犯罪是一种禁止的恶,刑罚是一种必要的恶,而立法的方法首先是要考虑"行为的危害",这种危害体现在结果、行为造成的痛苦或恶之中。     

文明的融合冲突与拉丁美洲的现代化

拉丁美洲文明的形成和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进程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不同文明的融合进程比较顺利的时候,也是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的时候,表现为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反之,当文明的融合不顺利和困难的时候,也是其现代化进程发生困难的时期,表现为社会冲突、经济停滞和政治局势的动荡。     

对于"非完全决定论"的解析

普遍的因果性原理是一种设定,因果性是自然秩序的表现方式,必然性是这种秩序的核心,它是科学存在的前提,也是因果观念合理性的基础.在自然中寻找因果必然性是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必然性是自然律的理想和极限,它总是未完成的,它引导着科学探索的方向.决定论是错误地表达因果必然性的方式,本质上是一个悖论."非完全决定论"的主张是一种概念的混淆.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企业内部激励有效性分析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等同于激励成本,并构造出一个企业内部激励成本理论模型,在对模型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激励有效性边界条件,并得出结论:对风险厌恶型代理人来说,激励一般是无效的;对风险偏好型代理人,只有监督程度较高、可置信的惩罚力度较大,代理人自身成本较低,激励才可能是有效的;同时要避免激励的无效,必须给定代理人一定的固定报酬。     

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政策及政策调整研究述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调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发展阶段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历史过程及利弊得失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曲折发展原因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历史经验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科学体系研究;关于新世纪新阶段知识分子政策发展研究等七个方面。研究呈现出视角愈加宽广,选题愈加精细具体的新特点。其不足之处是对党在各个时期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及成效的研究较少,"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及其严重教训研究比较薄弱。在研究方法上,政策阐释性色彩浓厚,理论与方法单一,创新性不足。     

实践限度与马克思辩证法——与陆剑杰同志再商榷

科学实践观是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平台和基础。实践之主客体关系和主客观关系的关联是对立统一的,主客体对立统一是实践现象界的关系,而主客观对立统一则是实践本质界的关系。将马克思辩证法归结为实践辩证法,归结为主客体辩证法,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唯心的。《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新论》以主客体关系任意比附马克思辩证法本意的做法是片面的。作为限度的实践,只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马克思辩证法是实践的,但不归结为实践辩证法。     

荣辱的确定性问题研究——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荣辱标准确定与否的问题是荣辱观建设的首要问题。荣辱是对思想或行为的价值评判与情感体验，价值评判的根据在于善恶。黑格尔指出，善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是确定的与客观的。善的具体展开即为义务，义务具体表现为弃恶从善的义务，以及善与善冲突时加以抉择的义务。义务履行恰当与否的标准是确定的。善与义务的主观性环节即为良心。形式的良心是主观任意的，真实的良心是有其客观效准性的。     

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兼评民主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具有"自由、平等、互助"等价值,因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们一种道德追求,是道德力量使然,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唯物史观则认为,社会主义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规定着后者实现程度和速度,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要求,并为前者提供精神动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存在原则区别,那种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论调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