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校《仪礼》从古文本字不从今文通假字考

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兼采今古文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从本字不从通假字:有从今文本字而不从古文通假字者,亦有从古文本字而不从今文通假字者,因为本字更能贴切地表达经义。遍索《仪礼》中郑玄从古文本字不从今文通假字之例凡36条,一一考辨之。     

顾颉刚的经学与史学

顾颉刚先生一生有志于经学研究,推崇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又认同今文家的辨伪观点,主张古史研究以至于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的研究都要由经学入手,所以虽然他不是经师,但确实是走了经学的路子。但“以今文打破古文、以古文打破今文”或“超今古文”之说,实际上是两难成立,在今古文两方面均少有创获,反而连经学原来据有的高度也难于保持,致使其学术境界下滑到了史料学的层面。     

东汉儒学文献的新发展和新气象

［摘要］东汉是儒学文献持续发展时期，由于“今文、古文”从并行到统一，儒学文献也经历了从并驾齐驱到古文统一今文的过程。具体来讲，虽然今文当时是官学，古文是私学，然而今文家多单经传授，成果稀少，古文家则多博学大师，文献丰富。今古文在东汉呈现出从初期的今强古弱，到中期的今古相当，再到末期的古胜今衰，最终郑玄遍注群经，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兼采今文，实现了今古文学的统一。东汉时期，儒学史文献、儒家集部文献也呈现出初盛景象。     

钱穆《国学概论》一书"今文"、"古文"观质疑

经学研究是钱穆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经学的今古文问题.理清钱氏的今古文现对我们全面理解他的经学观是必要的.《国学概论》是钱氏早期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今敢就钱氏《国学概论》中所涉"今文"、"古文"概念之运用提一商榷.钱氏今古文观之误莫不在于固守先秦诸子晚出今文之论;《概论》之弊,要不出"泛化"亦即混淆今古文之争者.究其原委,思想渊源系出于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社会性质之认识,即先秦时"文字已有古今,而实贵族、平民间一大分野也."①此说虽新意可喜,然不切历史事实之真相也.     

两汉经学源流

一西汉经学秦政焚书,六艺寝熄,楚汉之际,天下纷争,文献散绝,学者闵焉!汉初但有易卜之书,至孝惠始除挟书之律,孝文复开献书之路,经籍众书,往往颇出。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为书之官,用董仲舒言,表章六艺,罢斥百家,学校甫兴,而书藏山积,太学诸生,成以通经为业,遂开我国历史上之经学极盛时代。于是治经者,莫不以汉儒为宗,说经者,皆重师法,口耳授受,其来有自,故非师法,则莫与之通。非廑此也,维时猶重今古文之分。今文者,今所谓隸书,汉世所通行之文字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此今古文所为分,由于文字之异一也。今文学者,主经世致用,发明微言大义,国家每有大事,辄引经文,折衷是非,以補法制之不备。(参阅廿二史箚记)古文学者,主传注训诂,多详章句典     

制度与转型:文献学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主要是在学术方法上的,今文官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口耳相传的师说系统,但今文经在文本上多残缺,要对六艺有切实理解,最终必求之于文献的把握。所以刘歆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在解经立足点上,从师说转到了文献上来,从而引起了今古文的对立。在两汉今古文经学问题上,当时双方都不讨论文献真伪问题,而是学术立场,即对于文献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经学是今文经学的发展,而不是两条线的对立。并由此可见后世所谓刘歆造伪及今古文对立的一些特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是古文经学发展兴盛并压倒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期。这一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其标志则是"郑学"的出现。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大进步。但首先在今古文经学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是郑玄之前的许慎。许慎在汉代是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兼采今文经说即已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而他的《五经异义》更为这种融合起了奠基作用。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二原则--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而"皆逐义强者".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究竟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逐义强者",则尚无人作过专门的研究.笔者通过尽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的字例,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归纳出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两项原则,即"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三原则--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和存古字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之分。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而“皆逐义强者”。‘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究竟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逐义强者”,则尚无人做过专门的研究。笔者通过尽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的字例,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归纳出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项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三项原则,即“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和“存古字的原则”。     

湘南庙子源勉语汉语借词历史层次之推测

湘南庙子源勉语汉语借词可分为现代、近代、中古和上古四大层次。现代层借词源自桂林官话。近代借词从湘南土话中借入。中古借词来自古平话与粤语。部分上古层借词有可能是汉勉语同源词。     

“五体投地”源流考

"五体投地"最初是古印度一种最恭敬的行礼仪式,后为佛教沿用。我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东汉康孟祥《中本起经》卷下,它的致敬对象一般是佛教修行者,也可以是外道修行者、王者和佛教修行地。历史上它还有"顶礼"、"五轮投地"、"五轮着地"等众多形式。"五体投地"因其音节对称、声韵和谐、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而取代了其他形式,发展到现代,意义范围扩大,多含讽刺或诙谐意味。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简议校勘记和古文献的不恰当省略——以宋代晁氏相关文献为例

辨析有关宋代晁氏文人及其作品的诸多疑误表明:一方面,古籍整理中存在不恰当省略古代文献珍贵信息的现象,校勘记把源自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记载完整、清楚,对于澄清相关疑误往往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古人行文中存在粗疏的省略现象,它容易引起误解,又不同于脱文,很难依据善本补足,应该谨慎对待。     

旧题秦氏或秦观《劝善录》考论

在元代《居家必备事类全集》和明代《由醇录》中有一种题为秦氏或秦观的《劝善录》,此书实际上并非秦观所撰,而是宋元之际的人杂抄《善诱文》十五则、《乐善录》二十一则拼凑而成的一部伪书。秦氏《劝善录》是宋元时期劝善小说流行的一个表现和事例,正反映出宋元时期世俗化社会对劝善小说的爱好和需求,此书的小说史意义和思想史背景值得关注。     

古代抚州书院发展探析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教育机构，它肇始于唐代。抚州创建最早的书院可追溯到唐天祜年间创建的湖山书院。自唐代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建各类书院近160所，这其中不乏全国著名书院。古代抚州书院建设不仅起步早，而且呈现出数量多、分布广、名师多、影响大、成效高的特点。古代抚州书院的发展一直位居江西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它为古代抚州的教育与人才培养和我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抚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敦煌医籍中的借用名量词

敦煌医籍尤其医方类卷子涉及的量词颇多,且部分卷子不见于传世古籍,作为研究量词的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语料价值。通过考察敦煌医籍中的23个借用名量词,发现借用名量词大多相对稳定,但时代的变化使一部分量词称量范围扩大或缩小,或者出现新的量词。障为医籍的特殊性,出现了同时代别的文献少见或未见的量词,或者剐的文献中已有的量词但在医籍中称量对象不同。因而或可作修正旧说确立新说之用,或可更为全面地反映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的量词用法。     

地方志所见吴语方音考略

地方志是记载一定时空内一个方面或各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其中的方言材料是研究古代汉语方言的重要资料之一,据此可以回溯现代汉语方言的历史。本文选取宋代以来几部重要的江浙地方志,简要考察其中的吴语方音现象。考察时,一方面结合其他文献,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吴方言。     

杖刑源流论考

中国杖刑历史极为久远。远古笞杖鞭不分,均源于鞭扑薄刑。就其在刑罚中的地位而言,三代鞭扑之刑不入五刑;西汉文景废肉刑、定笞刑,依然笞杖不分,却是主刑;东汉已有杖刑,但为法外刑,往往鞭杖连称;魏晋时期杖刑虽不入五刑,但已为法定刑;从北魏时起,杖刑是五刑之一,且是最轻刑等;从隋朝至清末,杖刑则作为稍重于最轻刑等的笞刑而列入五刑。此外,有时,它又是附加刑或代用刑。清末修律,废除了杖刑,但它在社会上仍然有着消极影响。     

论宋代理学家的古文创作

宋代古文有着自身的时代特性 ,其基本的特征和观念 ,是“文以载道”的内在思想体现为文学复古的外在形式 ,实与理学诞生于同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氛围。理学家虽然重道轻文 ,但由于儒学的传统表现方式 ,理学家既认为“出于正”的文章是圣贤气象的体现 ,又借助古文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方面 ,理学家的主理思想影响了古文家的观念 ;另一方面 ,理学家处于古文运动潮流之中 ,自亦受到古文家创作主张的潜移默化。因此 ,宋代理学家古文既具有自身的特色 ,又始终参与着整个宋代古文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