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裴松之音注浅论

《三国志》裴松之注音共92条(不计重复),考察这些注音的被注字、注音来源以及它们与《王三》、《广韵》、《集韵》等韵书在音系上的差异,分析某些特殊注音,可以为我们校勘《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提供有益的线索与证据。     

林国赞《三国志裴注述》的成就

林国赞酷好《三国志》,在反复研读中发现了许多前人不曾注意的问题,撰成《三国志裴注述》。与其他清代学者不同,在研究《三国志》的过程中,他以裴松之注为主线,对裴注的优劣得失进行全面的概括,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从而拓展了研究思路,丰富了《三国志》研究的内容。     

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的文献学意义

清朝学者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是清人《三国志》注释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该书以"证"为注释主旨,兼采诸家《三国志》注释之优长,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所未逮,对《三国志》本传、裴注及后世诸说多有新解,推进了《三国志》及裴注的研究。     

《三国志》"臣松之"注例研究

本文主要对《三国志》裴氏“臣松之”注例进行研究,梳理出十八种形式,反映裴松之注书的灵活。另对前人讥评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等不当之论提出批驳,并揭橥裴氏“臣松之”注例具有折中异载、疑者存疑、以“理”之违合评论史实史料的特色,故裴松之对完善《三国志》和复原三国历史全貌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三国志》裴注对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在《史通.补注》中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对裴注的否定。事实上刘知幾否定的只是裴注中的"补阙"部分,并不反对其中的"论辨"。而在论述史学价值、撰史准则和史书体例要求及比较研究上,刘知幾则对裴注多有借鉴,是阳毁其注而阴效其法。     

《三国志补义》的内容与特色

康发祥的《三国志补义》是清朝学者众多《三国志》注中很有特色的一种,它打破了《三国志》诸多注本注重增补事实而轻视阐发义理的做法,在校勘文字、解析事实的同时,表达自己对三国历史、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见解,拓展了三国文化研究的领域。     

《三国志》裴注说略

《三国志》裴松之注,历来被人称许,认为读《三国志》而不读裴注,犹若行百里而半九十。然诸家议论亦未尽然。宋人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近世有谓《三国志》当更修定者,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不知寿已尽取而为书矣,《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士诵读不详,轻立议论     

《三国演义》(毛宗岗本)中的曹操也是正面人物形象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当时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贡献的。这在史学界大概已成定论。但《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却还在被误认为是个“粉面奸臣”,这实在冤屈他了。其实,我们细读《三国演义》,再和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对照来看,可以发现,《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并不是个反面人物,而是基本上属于功过并存,功大于过的正面人物。 如众所知,《三国演义》材料的主要来源,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不难发现,有关曹操的叙述与描写,在许多重大事件和情节上,甚至包括某些细节,是基本上忠实于《三国志·武帝纪》和裴松之注引的史实的。陈寿     

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裴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梳理和考辩,并在服从于《三国演义》整体创作要求的基础上,对裴注的资料加以引用,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细节。     

写在《〈三国志〉今注今译》出版之际

《<三国志>今注今译》的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三国志》本有裴松之的注。裴松之一反他之前的注家以训诂与正音为主的陈法,而以辑录史实为主,因而裴注或可与陈寿原文相互发明,或可与寿文相互印证,或可补寿文之不足,或可纠寿文之偶误。其价值为历代学者所认同。然而,不但寿文,即使装注,亦非今日一般读者所易了然。故“今注”已为普及《三国志》这一重要史籍所必需。《<三国志>今注今译》的出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值得庆贺。我国有悠久而烂灿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强大的凝聚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统一祖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内涵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必须继承、发扬,也必顺吸取新的养料,使之与现代化的要求逐渐相适应。而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     

论《三国志》中的忠观念

本文通过对《三国志》中有关当时“忠”的行为、观念的记载及评价的分析,指出“忠”的观念在三国乱世中仍有较大的影响,恪职守忠、上谏尽忠、死节尽忠,构成了当时“忠文化”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所以忠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君仁臣忠、审时度势而尽忠,也是当时很重要的思想观念。     

《三国史记》载“靺鞨”之我见

靺鞨是6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活跃在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古代部族,与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有着密切的互动与交往.但是,朝鲜半岛的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中有关“靺鞨”的记载,早于中国史书600年,引发了学界对“靺鞨”理解上的混乱,值得探讨.从历史地理方位以及相关记事来看,《三国史记》所载“靺鞨”并不是对某一民族的专指,而是对不同时期、不同部族的泛指.     

论关羽的神化--兼评李存葆的《东方之神》

要对关羽的历史事实作考证,应该以<三国志>等史书为重要资料,不能以小说、民间故事、传说为依据.从历史考证的角度看,李存葆的<东方之神>所说的关羽仗义杀人、桃园结义、为保刘备夫人而降曾等均无史实根据,都是美化或神化关羽的产物.关羽被神化的原因主要是历代统治者的着意打造,此外还有小说<三国演义>的渲染和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需要.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将这个被神化的关羽作某些改造后继续供人崇拜,而是将它还原为一个人,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揭示造神的由来和意义.     

《三国志平话》叙事例议——兼与《三国志》、《三国演义》之比较

《三国志平话》不仅作为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过渡有重要价值,而且比较前后二者,其内容多特异之处:如写关羽被骂"胡汉"、貂蝉是吕布原配、诸葛亮曾发明"风轮"、"木牛流马"用杵击打控制等,皆与前之《三国志》和后之《三国演义》不同,值得注意;三国故事中有三个"空城计",反复表现"疏不间亲"。     

从《三国志》史评看陈寿的政治思想

根据《三国志》卷后的陈寿“评曰” ,对陈寿的政治思想进行梳理 ,提出在陈寿的政治思想中有较明显的复古倾向 ,诸葛亮的治国为其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 ,他还提出了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行为规范及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思想 ,最后对其政治思想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作了分析     

《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

史学名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流誉千古,时人评其书曰"并迁双固".依<三国志>而通俗化的各种话本,戏剧乃至成为演义式的小说,其最著者是<三国志通俗演叉>,人称<第一才子书>,士林及民众莫不喜读其书,可谓雅俗共赏,家弦户诵.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史各行其道,两苑各擅其芳.随时代之演进,民众需要文化,文化之持续发展亦有赖自身的通俗化.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大众对文化的渴求.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成功的典范,彼此交相辉映,体现了雅、俗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     

《三国演义》与讲史平话渊源关系研究述评

讲史平话与《三国演义》成书的关系十分密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研究者除了在“说三分”、《三国志平话》等相关资料的钩稽、发现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外,也从情节内容、叙事构架、叙述艺术、史诗母题、思想倾向、文化精神等方面对罗贯中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

《三国志》裴注的史料价值超过陈寿《三国志》本身,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其所以如此,在于裴注引书甚丰。因而研究裴注引书问题者不少,主要有赵翼、钱大昕、沈家本与王祖彝诸家。然而,赵、钱、沈、王四家之说,差异颇大,以致后之学者,各承一说,言人人殊。本文试图考察赵、钱、沈、王四家差别的具体表现及其造成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目为258种,分别指出其中四家均未著录者36种,各家所著录但互差异者15种及存疑待考者16种,最后列出裴注引书目表及裴注所引书目存疑表,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