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害了袁世凯

从万众期待到千夫所指，袁世凯本有机会成为“中国之华盛顿”，却最终成为举国唾骂的“窃国大盗”，在众叛亲离中羞恨而死。相传袁世凯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他”是准？有人说是一心想当“皇太子”的袁克定，有人说是一心想做“帝王师”的杨度，也有人说是袁世凯自己的帝王思想。     

孙中山年谱(续三)

3月26日列宁在《真理报》发表《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一文。5月3日列宁在《真理报》发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4月26日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原为六国银行团,美国后退出)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的“普后大借款”合同,作为对国民党用兵的经费。5月29日统一、民主、共和三党正式合并组成进步党。黎元洪被推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等为理事。9月11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内阁各部总长,进步党自我吹嘘的“第一流人才”内阁组成。10月6日国会在袁世凯的军警包围下,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俄、法、英、日等十三国驻京公使相继发出照会,承认袁世凯政权。     

“张勋复辟”时进京的“辫子军”是5000人,还是3000人?

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册第180页“军阀割据的局面的出现”一目中说:“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的争执为理由,带领他的‘辫子军’5000人进入北京”。我认为,进京的“辫子军”不是5000人,而是3000人。谢本书在《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一书可说:“六月三十日,……深夜十二时,张勋把驻扎在(北京)城外的三千辫子兵放进城内,全城实行戒严。”七月十一日,段祺瑞率讨逆军进逼北京,三千辫子兵一触即溃。蔡冠洛编著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中说:“(张勋)提步卒三千入都。五月,复辟成。”显然,进京     

莫理循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吗？

莫理循是一个“具有最佳英国殖民者特征”的人。在就任袁世凯政治顾问之前，他是英国扶植袁世凯上台、绞杀中国革命的帮凶；就任顾问之后，拼死维护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英国在华优势地位，力图把中国的发展纳入英国殖民者所设下的轨道。他决不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     

选择健康有益的好书

有一天,当我给小孙子读书时,他突然对我说：“我只喜欢安徒生。”“噢!真的吗?”我问道：“安徒生是谁?”他说别的孩子告诉他,安徒生写的童话很有趣,其他有关安徒生的情况,他就说不出来多少了。我告诉他说,安徒生是丹麦渊博的语言学家和童话家,《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夜莺》和《碗(wān)豆上的公主》等     

张之洞薨逝后之时评——以《申报》为中心

张之洞病逝后,《申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了全国各界的悼念活动及其对他一生的评价.既有为政之评价,也有人格声望之评价,还包括与袁世凯的为政比较.在为政上,肯定了他兴办实业、兴学育才以及政治主张和措施,但也认为他用财浩繁和后期保守;在人格声望上,张之洞为官清正廉洁、不事聚敛,其声望当时无人能及;在待人处事上,张之洞与袁世凯在行事风格、政治主张和宦海经历等方面虽相似,但希望张之洞死后,袁世凯“他日行事之异”.这些评价充分彰显了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的历史地位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顶级棒的“高干子弟”

袁世凯多妻妾之奉,生子凡十六人,都以“克”字为名。唯第二子克文不喜政治,而好金石书画,被视为没有出息。据说,袁世凯曾对他说：“文物有什么意思,我死后,我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我辈当然比袁二子更没出息,竟然还以收藏他的书画为乐。去年五月,上海国拍有古籍拍卖专场。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太太说要给我买个生日礼物。于是这张袁克文的信札就成了我的binhday qift。这是张写给木师大人的便条,希望他将一本宋版书以最快的速度送过来。木师是谁?暂无可考。“颇急急一睹为快”几个字,就显露了袁二公子对好书的喜爱之情。     

从《君宪救国论》看杨度后期的君宪思想

杨度为实现其君主立宪政治主张，寄希望于袁世凯，视“洪宪帝制”为契机，向袁世凯进献《君宪救国论》，为其登基称帝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准备，从而加速了帝制实施的进程。《君宪救国论》集中反映了杨度在“洪宪帝制”时期极其矛盾的思想，也突出体现了其帝王之学与君宪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此消彼长的关系。     

顶级棒的“高干子弟”

袁世凯多妻妾之奉,生子凡十六人,都以“克”字为名。唯第二子克文不喜政治,而好金石书画,被视为没有出息。据说,袁世凯曾对他说:“文物有什么意思,我死后,我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我辈当然比袁二子更没出息,竟然还以收藏他的书画为乐。去年五月,上海国拍有古籍拍卖专场。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太太说要给我买个生日礼物。于是这张袁克文的信札就成了我的 birthday gift。这是张写给木师大人的便条,希望他将一本宋版书以最快的速度送过来。木师是谁?暂无可考。”颇急急一睹为快”几个字,就显露了袁二公子对好书的喜爱之情。袁克文爱书、藏书是有名的。由于他地位特殊,再加上经济实力雄厚,收藏非     

刘亚舟的创作道路和文学风格

长篇小说《男婚女嫁》,使刘亚舟开始跻身于当代小说作家的行列。紧接着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十余篇,出版了长篇小说《幸运儿》和《冻土》等,然而,作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土著”,他说:“我来自农民的庄稼院。”我创作的源泉和文学的“根”,在生我养我的“北大荒”家乡土地上。     

袁世凯做皇帝不是八十三天

笔者在《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袁世凯做皇帝天数的订正》一文,提出计算袁做皇帝的天数应据袁复辟帝制史实,以从袁接受到取消帝位的时间为据,则为一百零二天;以“洪宪”年号存在的时间为据,则为八十二天。两说均不悖史实皆可成立,但应以一百零二天为宜.《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发表郭天祥《袁世凯做皇帝还是八十三天》一文,对八十二天说提出质疑,认为“计算根据前后缺乏一贯性”,“违反了同一律”,“因此,‘八十二天说’不能成立”。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特再次辩正之。     

风俗美学：历史文化的民俗还原

高有鹏的长篇历史小说《清明上河》系列小说《春潮》、《春歌》于2010年4月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他继《袁世凯》之后出版的又一部力作。《春潮》、《春歌》两卷,作者以恢宏的巨笔书写了宋代改革的历史,令人感佩。     

简论孙奇逢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 ,他的《易》学思想不仅把“本来之《易》”视作“天定之象” ,把“圣心之《易》”、“《易》书之《易》”视作“模写”之像 ,从而摆正主、客观的本质关系 ,而且 ,于学《易》之人而言 ,他尤其强调将“本来之《易》”和“《易》书之《易》”一概化而为“在我”之《易》 ,从而使“易”成为人们具体立世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导。他的这个思想很实际 ,也很精彩 ,学《易》者如此 ,实际上人人都当如此     

庚子辛丑年间袁世凯在山东与传教士的勾结

庚子年前夕,即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袁世凯带着他“所有武卫军右营”来到济南署理山东巡抚。他清楚知道他的“际遇蒸蒸日上”是以“国事日非”为代价的,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来山东当巡抚,是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是美国公使康格根据山东传教士的报告,约同英、法、德三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名要他来屠杀义和团和保护帝国主义在山东的利益——也就是说保护山东的外国传教士。所以他到任不几天就把住在济南的美国传教士韩维廉、包牧师和陆义思,请到巡抚衙门,向他们表示态度说,已经派了大量官员和兵士分赴各处,认真保护教堂和传教士。为了讨好美国传教士,袁世凯还特别向他们表示:他是十分同情爱护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对天主教(旧教)传教士依仗清廷所颁发的《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到处冒充官府欺压地方官吏非常不满,称赞基督     

批评诸学,熔铸百家——论吕坤的“学以自得为宗”思想

古往今来,凡是在学术上有创见的人物,往往具有特立独行的品格,求真求实的态度和熔铸百家的精神,明代思想家吕坤就是这样的人物之一。他治学不株守前人门户,公然宣布:“我不是道学”,“我不是仙学”,“我不是释学”,“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我只是我”。(《谈道》,《呻吟语》卷一)“我只是我”突出了吕坤的个性特点,也是他治学独立性的宣言。 在学术上要有独创性,必须坚持“自得”,并敢于打破传统和不迷信权威,吕坤反对为学“蹑着人家脚跟走”(《问学》,《呻吟语》卷二),甚至也不赞成“跟着数圣人走”,强调“各人走各人路”(《品藻》,《呻吟语》卷四),他批评一些学者“循弊规若时王之制,守时套若先圣之经”(《修身》,《呻吟语》卷二)的守旧抱残的行为,高唱“宇宙内几椿大事学者要挺身独任,让不得人,亦与人计行止不得”(《修身》,《呻吟语》卷二)。     

名人经典遗嘱

袁世凯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1916年11月8日,禁锷溘然长逝,年仅35岁,去世前口授蒋百里代写遗电:“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     

汤化龙、进步党与民初政局

长期以来,我们对立宪派在民初的政治活动研究不够,评价也欠客观和公允。对立宪派的重要领导人汤化龙的评价即是一例。有的研究者因汤化龙支持过袁世凯,就说汤的“政治利益和袁世凯紧密联结在一起,因而为巩固袁的专制统治格外卖力。”或说他“为袁世凯推行专制统治效力。”对其领导的进步党,有人讲其“真正意图就是要建立一个驾驭各党之上的政党,以便控制全国政局,帮助袁世凯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动政府,以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它建立后,“成为袁世凯的反动工具。”对此评价,笔者不敢苟同,拟     

论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之原因

孙中山在解职临时大总统后至“宋教仁案”发生前，对袁世凯的再度妥协并非是落入袁世凯的圈套而上当受骗。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为当时的形势所迫，主观上则存在着促使他再度妥协的思想基础。     

论谭延在“二次革命”前后的活动

以往论者大多批评湖南都督谭延在“二次革命”中态度暖昧，对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谭延在“二次革命”前对袁世凯的野心是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的，但同时，他也和当时一般革命者那样，幻想通过“政党政治”来钳制袁世凯。“二次革命”中，谭在宣布独立之后，也是有所作为的。取消独立后，也并未与袁世凯同流合污。湖南独立迟迟而取消迅速，一方面有它的主客观原因；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谭的阶级劣根性，以及他那谨慎圆滑、左右依违的处世原则     

文人身上找匪气

正袁世凯和曾国藩都有匪气。袁世凯两次落第不中,索性投笔从戎,小站练兵之后,一路做到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的头子、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在那样的乱世中,没有匪气断无出头之日,而他的文气之盛,读读他的书信集《尺素江湖》就知道;老袁的毛笔字也略有可观,笔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