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

白居易诗集中有"感伤诗"一类,但他却带着贬抑的态度看待它。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诗学史视野以及一直被学界忽略的思想史视野。具体而言,感伤诗的核心内涵是日常生活中的感伤之情。白氏基于诗教观以及性情之辨观念,做出轻视感伤之情和感伤诗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感伤诗在其创作历程中由盛而衰的关键原因。白居易诗歌作为体现唐宋诗歌转型的典型之一,他对感伤诗的认识和态度,有助于理解"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性情之辨此一哲学观念深刻影响文人生活以及文学的典型例子。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清香合让梅为最,阳艳丛中许牡丹”——唐咏牡丹诗与宋咏梅诗的比较

所谓"国花",即是指受到全民喜爱并成为本国象征的花卉,以这种标准来判断,唐时的牡丹和宋时的梅花都是独领风骚,可以称为一朝之国花了.这种全民性的观赏兴趣表现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便是唐代咏牡丹诗和宋代咏梅诗的兴盛.论文分别讨论咏牡丹诗和咏梅诗盛行的物质基础,时代心理对咏花诗的选择性审美,以及这两类咏花诗在被审美观念选择的同时,对大众审美文化产生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使得牡丹与梅花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深处,影响深远.     

中国古典诗歌与越南古代汉文诗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它对越南古代汉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形式和内容等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两国历史、文化交融以及越南崇尚中国古典诗歌的民族文学审美心理而导致的结果.越南汉文诗在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同时,不断创新,体现了浓郁的民族文学特色.     

沈佺期诗"丽"与初唐诗"文学自觉"

初唐诗歌之"丽"体现在以沈佺期诗"丽"为代表的科举学士文人的诗歌实践之中,是初唐政治生态的变幻与延伸.这些科举文人品藻皇恩浩荡、瑞麒端详,展示的是才学高雅、朝廷器重与身份象征.孕育华丽诗风的自然追求,其中不但蕴含丰富的历史纵深感,其文学生态也别具一格,不仅仅是政治生活以外文学独立的自觉性,更充分显示学士文人已经成为一支参与朝廷活动甚至改造朝廷格局的重要力量.     

沈佺期诗"丽"与初唐诗"文学自觉"

初唐诗歌之"丽"体现在以沈佺期诗"丽"为代表的科举学士文人的诗歌实践之中,是初唐政治生态的变幻与延伸.这些科举文人品藻皇恩浩荡、瑞麒端详,展示的是才学高雅、朝廷器重与身份象征.孕育华丽诗风的自然追求,其中不但蕴含丰富的历史纵深感,其文学生态也别具一格,不仅仅是政治生活以外文学独立的自觉性,更充分显示学士文人已经成为一支参与朝廷活动甚至改造朝廷格局的重要力量.     

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论宋代理趣诗

理趣诗是指既蕴涵哲理性,又具备诗的审美趣味的诗歌作品,理趣诗的创作在宋代出现全面兴盛局面.宋代理趣诗的繁盛,植根于宋代社会独特的文化环境.文章梳理了理趣、理趣诗及相关的几个概念,对宋代理趣诗做了分类研究,并辨析了文学家理趣诗与理学家理趣诗的不同.     

论王安石的寓言诗

议政诗是王安石诗歌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以寓言诗议政是他经常采用的艺术方式之一。王安石把寓言直接而广泛地带入议政领域,既拓展了寓言诗的艺术功能,又丰富了议政诗的艺术手段。其艺术方式有三:一是典型的寓言诗,以动物故事寄托政治见解;二是一些“亚寓言诗”,以人事为题材,而不拘泥于寓言的固有模式;三是一些以“寓言”为题的诗,在对某一事物的叙议中寄寓一定的政治事理而故事情节则被淡化。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文选》的和诗归类

和诗创作在齐梁时期迎来了第一次高峰，但同时代的《文选》编选者没有为它单独立类，而是将其分别归入3大诗类。这种归类情况是复杂的，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文选》编选者作为早期的文体分类者对和诗特征的看法，以及当时的主流诗界对和诗与赠答诗两种相似诗类是否有过明确的区分，从而对和诗诗体观念的发展源头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体例的开创之功

中国诗与画的融合在唐代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唐代题画诗集中反映出了这种进步。它开创和奠定了题画诗的基本体例,使题画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品类得以成立。唐代题画诗的开创之功主要表现在:它拓宽了题画诗的诗体范围,各体齐备,改变了前代仅局限于以四言和五言诗的画赞、咏画诗题咏的局面,尤其是以律诗评画,对诗与画的结合有重要的意义;在题画方式方面,出现了自画自题和画上题诗的题画方式,并基本完成了评画赏画手法上的探索;从题画诗人来看,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和刘商为后人树立了三种不同意义的典范。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本身的发展和中国文人画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研究

石刻唱和诗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刊行与流传，也是诗文唱和活动的凝定，它融人、事、景、情于山岩石壁，是“诗可以观”“诗可以群”的典型。石刻唱和诗文多以诗摹景、以景解诗，形成诗景互观的模式；石刻唱和诗文常借景联结唱和，以诗和群，唱和相勉；同时，将唱和刻之于石，使得“唱”与“和”相长相发，促进文学乃至文化的交流传承与生发。品评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既能深刻体会诗中所咏所叹的景、人与文，也能感知文与景背后的石刻意趣与氛围。     

南朝拟古诗的新变

南朝时期,拟古诗创作非常兴盛,并且发生了一些新变。这些新变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江淹的突破、"永明体"和宫体诗的倾向、古意诗的发展与军旅边塞诗的出现。这些新变促使诗歌的艺术格局日趋成熟,也扩大了拟古诗的内涵和承载,对诗歌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借景抒情感悟人生--罗伯特·弗罗斯特哲理诗意蕴新探

通过分析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具有代表性的哲理诗,揭示了弗氏诗歌独特的创作手法和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他在灵活运用英美诗歌的传统格律创作现代诗的基础上,发展了他关于"句子声音"的诗歌创意,用句子的声音、语调和自然节奏一起来传递和表达诗歌的意境,而比喻和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更使诗歌看似在描述美丽的自然,实则蕴涵哲理,深邃隽永.     

试说杜甫三首望岳诗

杜甫的三首“望岳诗” ,是杜诗登览诗作的精品。其中 ,东岳诗偏于表现青年杜甫的豪情志向 ,西岳诗则偏于表现中年杜甫忧谗畏讥 ,遭贬以后重新济身朝班参与政治的希望 ,而南岳诗则偏于表现老年杜甫冀望统治者修明政治的思想。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