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长影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叙事模式

"十七年"时期,长影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成就较高,《五朵金花》、《刘三姐》等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本文将这些影片的叙事模式归纳为五种类型,并通过对具体影片的分析,还原"十七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建情景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风情,同时总结这一时期的影片特点,为当下此类影片创作提供参考.     

回到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界定标准之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界定是民族文学的基本问题,至今未获圆满的解决.几十年艰苦跋涉的学术之旅证明:在界定和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题材、族籍三要素标准说、文化综合形态标准说和族籍唯一标准说中,何其芳关于"判断作品所属民族一般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依据"更具权威性.确立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靠逻辑学和民族学、文化学、文艺学理论、知识的结合以及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际的结合.     

“华夷之辨”的错误及其危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盛行着"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华夷之辨"要求严格区分华夏族和少数族,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和对立.尽管"华夷之辨"的提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错误的,其危害也是严重的."华夷之辨"观念的错误在于否认民族的平等性、民族的融合性和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融性.它助长了大汉族主义,肇始了闭关自守政策,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     

从"田旻如案"看清初民族地区法律实施的变通

清初对鄂西容美土司田旻如一案的处理有依照大清法律严格执行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了清廷对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政策变通实施的特点.它对当时鄂西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及清政府此后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均产生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清朝廷在政治上处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成熟.     

论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隔”与“不隔”

少数民族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是当下一些文学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究其因最根本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存在的"隔"与"不隔"现象."不隔"是共通性,"隔"是在语言通畅表层意思"不隔"基础上存在的对作品深层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上不可深进的精神状态.当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汉文学史时以汉文化视角去阐释就会出现深度理解上的"隔"现象,从而造成文学史编撰上的难度.     

卡夫卡与德勒兹的“少数族文学”概念

德勒兹与瓜塔里从他们的欲望政治哲学出发,提出了"少数族文学"概念,并概括了少数族文学的三个显著特征,以表明它具有解辖域化的政治功能。卡夫卡关于"小民族文学"的思想观点影响了德勒兹,卡夫卡的创作也体现了少数族文学的生成性特征。     

新中国民族政策发展60年

新中国民族政策可分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政策.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各有特点,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北宋西北边区民族法规中的罚则初探

北宋政府制定了许多针对西北边区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但因民族和社会问题的复杂以及军政地理位置之特殊,故其处罚原则与内地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宋对边区蕃人的违法论罪,在贯彻"和断"处刑原则的同时,又将法律政策与民族政策有机结合而轻重其刑、灵活处罚,并由此形成北宋西北边区民族法律法规中刑罚原则的鲜明地域特色.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理论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奠基于抗战时期,具体表现为：对列宁民族自治观和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以世界大视野为背景分析中国民族问题;对外族、中华民族及国内少数民族关系理论上的深入探讨。这些理论的奠基与发展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外交方针。     

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中国与尼日利亚的比较分析

在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不平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情况下少数民族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就成为能否减少不平等、优化民族关系的关键因素。由于每个国家国情与执政理念的差异,少数民族政策可大致划分为协调、替代及拒绝等不同类型。通过分析中国"协调政策"与尼日利亚"替代政策"的内容与效果、经验与教训,可为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参照,也可以拓宽民族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野。     

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

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确立于西汉前期。汉文帝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制度化的开始。汉武帝建元元年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出现了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汉武帝元光元年的策问,出现了公孙弘的对策。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轻重学说视角下的汉武财经政策

汉武帝时期，政府为了充实国库实行了一系列的财经政策，通过与《管子》一书中的轻重学说相对比不难看出，这些财经政策正是以轻重学说为理论渊源的；同时，轻重学说中法家思想的渗透也决定了汉武帝财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法家思想意识。     

论汉明帝

汉明帝在政治上的统治是成功的,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与光武帝的建武之政相比毫不逊色。汉明帝在经济上采取了适当的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很迅速。化事业的繁荣,也是汉明帝统治时期的重要特点。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论东汉王朝对北匈奴的政策

于谓汉欺之 ,谋欲犯塞 ;谓宜还南所掠生口 ,以慰安其意。”章帝从袁安议 ,许之 ,令“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 ,以还北虏 ;其南部斩首获生 ,计功受赏如常科”。企图平衡南、北匈奴的关系。由上可知 ,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至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 5 1- 89年 )期间 ,北匈奴或因“惧于见伐” ,或因欲与汉合市 ,多次遣使求和亲 ,而东汉王朝则出于“冀其交通 ,不复为寇”的目的 ,与北匈奴保持了时断时续的通使、合市关系。当然 ,由于北匈奴时时寇边侵掠以及东汉王朝在处理南、北匈奴问题上的摇摆性 ,东汉王朝对北匈奴采取的以通使、合市…     

甘泉与西汉中期的国家祭祀

甘泉是西汉的北部军事要塞,也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北部边界。武帝元狩四年是西汉甘泉由军事战略要地转为国家祭祀中心的分水岭。泰畤的建立是甘泉中心地位确立的标志,但甘泉取代雍地成为郊天之所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武帝在甘泉设置九天巫与其对它方神祇的新奇和对匈奴的政治笼络有关。西汉前中期的国家祭祀较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以皇帝个人信仰为旨归,因而不论是雍地郊祀"五帝",还是甘泉郊祀"太一",其实质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在成帝、王莽时的郊祀改革中才得到改变。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     

论黄老思想与刘邦的治国实践

无为而治是黄老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它在西汉初年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刘邦作为汉代的第一任皇帝,也是汉代黄老之学的首推者。黄老思想在其治国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并对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帝王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开拓——读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龙文玲的新著《汉武帝与西汉文学》从特殊读者和特殊作者影响文学的角度，把汉武帝一生分为几个阶段，探讨了汉武帝不同人生阶段对西汉文学的影响，由此揭示了帝王影响文学的一般规律及原因，为学术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拓展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