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理:朱子对"道心人心"问题的探索

朱子早年注重"十六字传心诀"的后半部分,此时他尚处于自发状态,未能自觉地发展其道心人心思想.中年时的"心说之辩"中,朱子认为"人心"是恶,道心人心之关系等值于天理人欲之关系.其道心人心思想获得独立发展的标志是<答陈同甫第八书>.该书影响极为深远,但其内部尚有一些思想冲突.朱子道心人心思想的晚年定论以<中庸章句·序>和<尚书·大禹谟注>为代表,尤其是前者.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汤显祖情至论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六经“贵生”、“深情”、“爱人”之“道心”几绝而大义不尽明的根本原因,是汉儒、宋儒牵合拟附之罪造成的。汤显祖的“道心”、“深情”说与朱熹的“道心”、“人心”说是大相悖谬的。根源在汤氏讲道气,而朱子讲理气;汤氏言情至、至情(即朱子所说的“形下之私”),朱子却言性命之正;朱子道心人心截然两分,汤氏则道心至情(人心)两相涵咏;朱子是人心听命于道心,汤氏却是道心具含至情(人心)。     

论朱熹“回到三代”理论建立与“道心”、“人心”

"回到三代"是朱熹毕生努力的理想追求,他建构这一理论体系是在继承二程"道心"、"人心"二分的基础上把二者有机地贯通起来的,并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使"道心"、"人心"合而为一.朱熹"回到三代"的理论构想是在解决"道心"与"人心"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道心"与"人心"是同一的,不是对立不可调和的,"回到三代"是符合"道心"的,但更需要人去实现它,需要"人心"的作用--发为情、发为人欲.     

"更是《大学》次序,诚意最要"——论朱子《大学章句》"诚意"章的诠释意义

朱子<大学章句>极为重视"诚意",认为它是"自修之首",并耗尽毕生精力为之作解,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一,朱子基于性善论和工夫论立场,对诚意、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内涵作了独特阐发.其二,朱子具有通贯视野,将诚意与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贯穿起来,分别视为诚意之内核、体验、工夫,共同构成"诚意"这一有机整体.进而阐发诚意与致知、正心之知行、先后、主辅、轻重关系,展现了工夫的独立性与连续性.其三,朱子本章之解在不断突破自我的修改历程中进行,朱子长期以来只是将诚意与自欺联系,直至生命最后数年才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通贯诠释.总之,朱子紧紧围绕致知与涵养这一道德工夫对诚意作出的新诠,对"诚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国哲学经典的诠释亦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东亚儒学中人心道心问题的哲学意义

人心道心问题是由"人心""道心"两大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而构成的。对于东亚儒学而言,大体上持有的是不信任人心的价值立场。在朱子及其追随者看来,人心不足以自恃,而是需要作为理性意识的道心去主导与控制之。因而,合理的道心人心之关系便是"道心为主人心听命"。从哲学角度而言,有四个难题颇为值得关注:"我欲仁"属于人心还是道心;道心和性理的真正关系是什么;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争;善的同质性与异质性问题。这些难题凸显了人心道心问题的哲学深度与广度。     

理性与道德理想主义--论朱子学的精神

朱子学的第一原理是确立"理"的本体地位,作为现实世界的存在依据和价值真原.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设定旨在为道德人本主义奠定一不证自明的人学公理,所以本体论须通过主体论(心性之辩)贯彻落实.这里牵涉到心统性情、未发已发、天理气质、人心道心诸问题.工夫论是朱子实现道德理想主义的具体途径.     

宋明理学中的道心人心问题——心学与朱熹的思想比较

朱熹的道心人心统一论是心学道心人心思想的一个主要观照对象.王阳明和湛若水提出了道心人心对立论,要点在于把人心人欲化,从而与朱熹的观点形成明显对立.刘宗周则提出了道心人心一体论,要点在于认定道心是人心的本心,从而与朱学有更多相近之处.心学家的道心人心论述在其思想体系中总的来说没有独立意义,而这与朱熹对道心人心的高度关注颇为不同.这些分析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对余英时的相关观点构成了挑战.     

"洪水猛兽":朱子对宋代名士"阳儒阴佛"思潮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杂学辨》为中心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充分显示了不畏权威、接续孟学、弘扬洛学的弘道立场,反映出通过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来重振儒学的策略.《杂学辨》不仅关乎朱子思想的前后转变,而且发挥了持守儒家经典本位,维护儒学纯洁性的作用,对理学及儒佛关系的走向皆具不可忽视之意义.     

理学视域下的朱子理想人格修养论

儒家的修养是一种突出道德特征的人格修养。朱子在理学的视域下,对儒家的人格修养做了创造性的诠释。朱子强调修养的关键是修心,就是用道心来主宰引导人心。朱子强调心虽有人心、道心之分,但并非是两个心,只是心之所觉有不同,觉于欲即为人心,出于形气之私,觉于理即为道心,发于性命之正。修养所要达成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就圣贤人格,它是通过人的气象表现出来的。而圣人气象展现的就是一种天理流行、浑然一体的人格特征。人在修养过程中自有一种体证天理的快乐,朱子将儒家的“孔颜之乐”提升为一种具有人生终极意义的天理境界,使人通过不断修养超越有形的生命屏障以达无限的道德价值之域,以此安顿人的心灵,实现人性彻底的复归。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略论朱熹“敬论”

朱熹"敬论"既继承了程颐主敬说,而又有全面的理论整合及发挥,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熹由其"心是做功夫处"的心论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在心的操舍存亡的功夫论问题上预设"另有心之本体"的前提,与此相应,其主敬功夫也就不是道德本心的直接发动,而是对心的知觉意识等各种功能的控制调整,其云"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然朱熹主敬自有一套理路,其核心关怀在于如何解决现实人心的障蔽问题,未尝不是儒学功夫论的一种理论形态.     

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     

裴頠“宝生存宜”的道德思想

在总体上 ,裴危页虽反对贵无论“有生于无”的思想 ,强调万物为“自生”,但又认为“道”决定万物。在道德上 ,他提出“宝生存宜”的人生价值思想 ,以人的自然为“宜”,肯定人的欲望 ,但反对纵欲 ,强调该把欲望调节在“节中”的位置上 ;重视“风教”(道德教化 ) ,并推扬物质手段在实践操作上的润滑作用 ,这些至今仍不失其合理的意义。但是 ,他肯定带等级性的道德现状 ,其落后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论宋明道学的嬗变及各流派的理论异同

宋明道学依自在的发展规律,先后形成了张载气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三大流派.由于道学宏观上具有天人之学的规模,微观上具有心性之学的性质,其基本思路是从"天"到"人"进而"天人合一",所以三大流派在"天"、"道"、"理"、"性"、"天人合一"等概念上有不同的理论理解.     

李顒"明体适用"说刍议

李顒合陆王程朱学说为一体,将阳明之学与其末流区分开来,以阳明的"致良知"为本体,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对阳明之学予以了深化.他提倡"实心悟体,实证实修",以"开物成务"、"明体适用"的经世学说,宣扬"敛华就实,志存经济,务为有用之学",从而使他的思想站在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前列.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