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肃省农产品物流网络构建研究 ——基于物流引力模型解释

基于引力模型的思想与原理,采用创新性构建的甘肃省物流引力模型,通过建立乡村振兴战略评价指标体系,对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并将其综合发展指数引入甘肃省区域农产品物流发展指标体系中,测算了乡村振兴背景下2019年甘肃省14市(州)间农产品物流引力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振兴背景下,甘肃省农产品物流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但其中兰州市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市州;2)由于各市(州)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的差异性,致使甘肃省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呈现出以兰州为核心的"一超多强"的空间布局;3)兰州作为区域农产品物流网络的核心,其对周边市(州)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4)依据甘肃省14市(州)地理位置、乡村振兴水平、农产品物流体系发展水平以及各市(州)间农产品物流引力强度水平因素,将甘肃省农产品物流网络划分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个物流圈,以兰州为核心城市,"三圈"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PVAR分析

基于我国2007-2018年31个省际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测算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分析在统一整体框架下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之间的两两静态交互关系和动态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发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显著推进新型城镇化水平;新型城镇化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但在资源配置有效的前提下生态环境的改善存在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正向贡献;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够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但乡村旅游却对生态环境存在破坏性;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乡村生态环境质量均存在着自我加强机制.     

基于TOPSIS模型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为评价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湖南省14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只有省会长沙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湖南省14个市州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长沙市,第二类为株洲和湘潭,第三类为岳阳、常德、邵阳等11个市州。根据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兼顾公平,促进各市州的协调发展;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大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环境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提要]乡村振兴战略是西部大开发地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准确测度乡村振兴水平,对于西部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西部地区12省（区）市2011-2018年乡村振兴各子系统水平及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各子系统水平在12省（区）市间的差异较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水平最低的省市依次为青海、贵州、西藏、四川和甘肃,因此各省（区）市应找准自己的发展短板,破解发展难题。（2）研究期内,各省（区）市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但整体上偏低,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内蒙古和新疆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最高,云南、西藏、青海和贵州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最低。（3）乡村振兴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驱动因素的作用程度（即关联度）按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农村财政支出依次递减。     

基于区位熵的四川省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度研究

应用区位熵理论、产业集聚竞争态模型,对四川省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度进行研究,得出结论:(1)四川省乡村旅游产业竞争态势空间分布不均; (2)不同地区集聚度差异明显; (3)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区已经形成.完善基础设施、规范市场秩序、创新乡村旅游产品、凸显当地文化特色、加强区域合作等建议,有利于四川省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成都乡村民宿业提升

乡村民宿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成都拥有良好的乡村旅游发展基础,为乡村民宿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近年来,成都乡村民宿旅游发展势头迅猛,形成了独特的产业发展特点,但也存在产业定位模糊、服务特色不鲜明、营销手段单一、整体水平发展不够平衡、中低端产品占主导等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成都乡村民宿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就这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昆明市团结镇旅游业推进城镇化发展研究

与传统的城镇工业化推进的经典理论不同,在具有旅游资源禀赋的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依托旅游业等特色支撑产业的发展可以较好地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发展进程。通过对云南昆明市团结彝族白族镇乡村生态旅游与城镇化发展的研究,论述了团结镇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并就目前团结镇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与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乡村生态旅游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观察

[提要]“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的“发展极”与“稳定极”,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时空背景,溯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是预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节点的依据;分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战略的实践进路,有助于优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维度上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确定协同发展的时间节点;空间维度上可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载体,把以城市群为主体、大城市为中心、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支点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与乡村连接,优化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