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王国维“不隔”之美学特征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36则至41则主要讨论了“不隔”的批评尺度。这种“不隔”之说虽然来自中国文论传统，但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并体现出了“不隔”的美学特征：情感美、自然美、形象美。     

近年“中国文论”研究的两个思虑方向与文论教学

近年以来，国内文论界围绕“中国文论”的学科发展现状及走向等问题多有研讨。反观其议题所指，有两个问题堪称近年国内中国文论界最主要的思虑方向：第一，有关中国文论研究的价值追问；第二，有关中国文论研究思想资源的反思。当下的“中国文论”教学，应对这两个思虑方向予以充分注意。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中国“意境”与现象学“The World”的比较研究

意境”作为中华传统的审美范畴,至今依然面临中国文论走向世界过程中类似译不达意的困境。“The World”①作为现象学的重要概念,有着与中国“意境”之“主客统一”“本质直观”“自然缘发、涌动”等相通融之处。与此同时,“The world”又较少展示出“意境”中的“无我之境”及“虚”和“空”的内涵,在“言意问题”上也与意境说的观点不尽相同。本文拟通过中西两个术语范畴的比较,寻求中西文论话语融通的路径。     

古代文论中“重德轻文”传统刍议

本文通过对中西两个重要文化传统的比较，着重探讨了中国古代文论中“重德轻文”传统的内容、表现和影响。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文论重视文学的政治伦理功利价值，在客观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又由于它把政治伦理实用功能推向极端，使文学论为封建政治和礼教的工具或传声筒，这又给古代文学的发展设置了障碍。     

究竟是“失语”还是“得语”——兼论“失语症”的解决之道

在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中,“失语”现象时有发生,却不是主体;更为主流的是中西文论在遵循精神契合性、民族性、传统性基础上的“得语”。在20世纪的杜甫研究中,“人民性”“现实主义”“民胞物与”等概念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文论强大的生命力,是“得语”的明证。疗治“失语症”应该尊重中国文论建设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准确认清古代文论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定位,以及它在经历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后的社会属性,较少掺杂民族主义情感,代之以学理性的分析,重新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     

中国文论古今“会通”刍议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既不能局限于对其本义的阐释,也不能一味追求“现代转换”,而必须从自觉的中国文化和文论主体意识出发,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加强古今会通式的研究,即对话—交融—建构式的研究.通过对话实现中国文论的古今融会贯通和沿革性建构.中国文论古今会通所涉及的问题具体包括:坚持民族文化立场,致力于古今、中西融会;接续文统的传承,实现文脉的古今贯通;发扬文化同化传统,寻求文理的古今会合变通.     

试谈“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务实态度 ,就是对之进行现代审视和现代阐释。如何阐释 ?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单纯谈古文论现代阐释的论著中 ,似尚难发现有宏观性质的基本方法论。于是本文由单纯对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专注 ,扩大到与之同源共性的中国文化哲学领域。发现 :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 ,冯友兰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说 ,以及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模型”说 ;虽然都是就中国文化哲学现代阐释提出来的基本方法论 ,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来说 ,同样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和可操作性启示。本文就在这三大基本方法论的启示下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新构想。     

“兴会”的多维阐释

“兴会”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内涵最丰富、歧义最纷纭的诗学范畴之一。本文从创作心理角度，阐释由“兴会”引起的审美主客体的互动；从文本构成维面，审视“兴会”多向度运动与文本形态的关系；从阅读鉴赏角度，兼及接受主客体及接受主体之间的心理互动；从中西诗学比较视阈，展示灵感与“兴会”相生共融的关系。旨在彰显中国古代诗学精神，强调当代语境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意义。     

“《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

“《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否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２１...     

“人民文学”的观念嬗变及当代价值

"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观的理论创新,是有别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新的创作导向。通过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人民文学观的生成和发展,进一步揭橥人民文学观的当代价值。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提出,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文艺发展的需求,更在于对现实、社会、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在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的观照之下,文学翻译已突破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传统视阈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学形态。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垄断态势,使文学翻译不再单纯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忠实的阐释媒介,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建设中去。当前文学翻译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既要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也需要正确认识、接受和积极转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后者,中国的民族文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文学翻译学也不会真正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人文学科。     

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采用新文学的观念 ,有系统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 ,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是从 2 0世纪才开始的。从不同的层面对百年来的研究概况进行检讨就会发现 :就文学观念而言 ,散文和小说的分类观念至今尚未厘清 ;就理论系统而言 ,对传统的诗文理论 ,多泛泛模糊之谈 ,对外国理论则往往强加套用 ,给人浮薄无学的感觉 ;就研究方法而言 ,国学根柢越来越薄弱。要突破文学研究的这种困境 ,必须观念要厘清 ,理论要分明 ,方法要落实 ,根柢要深厚 ,还要加上“了解之同情”。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比类”型思维特征

相对于西方文论而言,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其中"比类"型思维特征是其突出的特点之一.这种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譬喻形容、连类比较和两极观念下的辩证思考.它有着适合于描述事物内在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性质特征和适合于对文学现象和批评对象的宏观把握等诸多优点;当然,它也有着若干不足缺乏对概念定义的精确描述,不利于构建严密的理论体系,容易导致文本阐释上的牵强附会,等等.对此,我们应该取中西方思维之长,以达到对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进行创新之目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语言观看中西文学之差异

从直观表面来看,中西文学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文学体裁的差异上。中国文学在"意境"说(重表现)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下,自古抒情性文学体裁就十分发达;与之相反,西方文学在"典型"论(重再现)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则是叙事性文学体裁较为发达。究其原因,这主要是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直接造成的,它首先主要表现在双方的语言观(言意观)上。这就是说,导致中西文学巨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乃是中西语言观(言意观)的不同,也即言意观的不同。     

"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成为主要的话语资源之一,与文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西方主题的中国语境化、文学批评的自我封闭以及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回归有关。"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它突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主动权;它开拓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惯性视域,强化了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和伸展性;它淡化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观念,把非经典、非精英文化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当然,"文化研究"也还存在着如何转化、如何批判和如何深入的问题。     

试论日本古代“文学”的范畴意识

古代日本从中国直接引进中国的“文学”概念,意指儒教、经学与文章之学。直到近世以后,才把“文”、“学”分离;幕府时期,本居宣长主张“和歌”和“物语”的独立,彻底与儒、佛的道德说教分道扬镳,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范畴意识的真正觉醒。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